数，李敖就跟着数，数到三十多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就插入了两根皮管，不能马上缝合伤口，而是每天换药引流，住院的另一个病人也是胸膜炎，每次换药都是大喊小叫，而李敖则很熬得起疼痛，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腿软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西医救了李敖一命，这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医术的看法，并导致他成年后就医术发表了很多惊世骇俗的看法。李敖对中医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废止中医”。他曾这样说过：“任何大脑清楚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根本和正统医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在正统的科学医学面前，中医所用的‘术’是道道地地的‘邪术’，所有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不正确方法’。”
他认为自己小时候的这条命就是西医救的，如果信中医，恐怕就没有现在这个旷世奇才李敖了。
实际上在当时的李家，围绕着李敖的病是看中医还是西医的问题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听说要在肚子上开刀，李敖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
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李敖的爸爸也很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这才决定开刀。
李敖病好后，李敖的父亲高兴自己的正确决定，使李敖大病不死。李敖爷爷、奶奶对西医的高明也没有话说，但还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照样看得好。
李敖后来为此感叹说：“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盲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李敖得盲肠炎时，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所以割盲肠要算大手术了。所以李敖一直很怀念这位名医关大夫。
与西医关大夫相对，李敖小时候还接触过一个中医大夫，而且对中医那一套做法很有体会。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有一位中医，也住内务部街，叫周慕新……能说善道。我见过的中医都是能说会道的，中医要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是嘘头之一。中医看病外科全不行，内科又没有x光、心电图、听筒等器材，除了把脉，其他就全凭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会吹是不行的。
“妈妈生下大姐、二姐、三姐后，怀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老四是个男的，结果又是女儿、全家失望。
“为了平息这一失望。四姐从小便女扮男装，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四姐的作风也全部男性化，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摔个倒栽葱，得了胸膜炎，昏迷不醒，西医都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德国医院的医生为她打了一针，说如果再没效、就没救了。回家以后，没有起色，只好准备后事。这时周慕新出现了，弄来蝎子、壁虎之类一大堆，熬了药，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智逐渐恢复，周慕新坚持是他的草药功劳而非西医那一针的功劳。大家也就信他。
2．颠沛流离（4）
“不幸的是，四姐此后每次吃饭，嘴嚼一下东西，就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不睁大，同她吃饭，看她眼睛与嘴巴同步动作，十分有趣。四姐人很漂亮——当然是不再剪光头发以后，眼睛也漂亮，只是吃饭时候别具只眼，此周慕新之遗爱也。”
1943年暑期将满，李敖即将随父母姐妹离开太原，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爸爸被捕了，而且几乎因此送命。
一天晚上，李敖和父母及二姐、六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小家伙们都很兴奋，因为爸爸平时太忙，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爸爸讲的故事特别好听，在火车上可以一边听爸爸讲故事，一边吃着随身带的小零食，像山西无核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别提多惬意了。但李敖和二姐在上车前却好象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因为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谈话的神气非常严肃，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谁也不会想到其他方面去。
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丝毫没有笑容。只听爸爸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但看样子被日本人拒绝了。最后爸爸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磅礴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李敖一家人。一行人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二姐的手；妈妈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