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的年轻入，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英文。
每天早晨，李敖父子俩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从来没见国便当，所以两人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当李敖背着书包，提着这饭盒走进教室时，全班大笑，讽刺李敖是饭桶，李敖大窘，看到别的同学的饭盒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再反观自己的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样，第二天就赶紧换了。
不过李敖的饭盒虽买得大，但用来填满饭盒所需的钱却不多，这是李敖一家最为窘迫的日子，为此少年李敖不得不放弃很多娱乐。
一次，班上春假要远足，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李敖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可等他回家向爸爸伸手要钱时，爸爸无奈地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结果全班在日月潭日月谭，李敖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李敖，要他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李敖穷得连照相的钱偶没有，但又想去，急则思变，就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他就央求班长陈正澄代递。害得陈正澄和李敖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他在家里菲律宾。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李敖一家来台湾后的贫困程度，虽然爸爸有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李敖的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病，妈妈又要开刀等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房子也不得不卖掉。
后来一中给李敖爸爸分配了半栋宿舍，家庭情况才稍有转机。房子在台中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李敖一家九口住进，拥挤不堪。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佣人老吴转到别人家去帮佣了，木屋才又腾出另一半，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杨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而在屋里，比较像样一点。这一住就是十三年，这一老宅，横贯了李敖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
但李敖还是比较特殊，在如此拥挤的住房条件下，他竟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他自己的独立天地，里面有一桌一椅四壁书，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少年李敖茁壮地快速成长着、辛勤地写作着，为自己以后的思想超越顽强地奠定着基础，顽强地
。 想看书来
6．“抢去我的第一名”（2）
在台中一中读书期间，李敖始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年复一年将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而学校和同学是无法满足其“境界”的。在他内心深处，李敖与人颇为疏离，而是保持着一种精神上的傲慢，不大看得起人。
但有中也有几位让李敖难以忘记的同学或朋友，其中学问最好的是陈正澄没，他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再后来他去德国留学，要李敖用毛笔写字送他，李敖挥毫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这首诗完全是写实的。陈正澄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
除了陈正澄，张育宏也是李敖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李敖来台四十年。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发自内心地佩服。
赖宪沧也是李敖的老同学，李敖办《求是报》时，他还出钱订阅送人。韩毅雄也是李敖一个聪明绝伦的同学，他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后来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李敖的“御医”。另外还有美男子王新德，为人头脑细密，李敖爸爸死后，他还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李敖，令李敖深深感怀。
除了同班同学，李敖还交了几个异班好友。张世民高李敖三班，是李敖演讲时认识的，他代表高中，李敖代表初中，后来成为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曾有人打趣两人是“同性恋”。
高李敖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都是随父亲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的。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国民党，做过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