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夜里散步，李敖还会经过严家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相屋里的一片死寂，唯有内心悲凉而已。
几年以后，一天在台大遇到胡家伦，他问李敖：“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
李敖后来在回忆严侨这位良师益友时深情地说：
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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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穆非吾师
李敖小小的年纪就敢于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为权威所迷惑，不盲目跟着权威设计、引导的路走。对钱穆的倾慕与放弃，实际上正是李敖真正开始思想独立的开始。
读书的丰富，思考的独立，使李敖的思想日趋成熟，这使他在小小的年纪就敢于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为权威所迷惑，不盲目跟着权威设计、引导的路走。对钱穆的倾慕与放弃，实际上正是李敖真正开始思想独立的开始。
当然，这个思想定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读了很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进入现代以来，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许许多多困惑着中国的问题，也同时困惑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李敖却是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
钱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任教，1949年到香港定居，1964年迁居台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
李敖从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过《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他最早知道钱穆及其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李敖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必读书，加上当时共产国民党正在激烈批判“胡适”型学者和“钱穆型”学者，所以李敖对他们两位都很注意。
李敖与钱穆的结识，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的爸爸是徐复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2年钱穆应谈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的邀请到校讲演，不料演讲过程中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当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想拉拢钱穆，就把钱穆接到徐府养伤。徐武军是李敖的好朋友，就对李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听说去见钱穆，李敖又惊又喜。不久，即同年的6月15日，徐武军带着李敖见到了钱穆。
钱穆为人极为亲切，对两个来访的高二学生，也没有任何架子，就聊起天来。李敖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若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这次去看钱穆时，李敖特意带去自己写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梁任公上张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李敖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李敖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李敖很有感触：钱穆的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他发自内心地敬佩；但这么大的学者竟然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李敖起疑。告辞前，钱穆约李敖再去看他。李敖虽然每天都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但他没再去。
后来钱穆回到香港，第二年，即1953年4月14日，李敖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并附信提了两个问题请教，钱穆很快回了信，对李敖褒赏有加：“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若能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