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之：
昨日去台大访你，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姚老要你径自和杨培桂“联络”，并要我把杨的地址转交给你，附在信里。
星期六的专题研究， 因姚先生有事，暂停，你不必去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侯？
启 庆
廿一晨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杨培桂当时在台北商职教书，姚从吾打算让他接替李敖的助理职，而李敖接替他在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算做私下交换，可惜后来商职同意杨走，却不同意李来。
信中提到的“陶老三”，指的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李敖高三班，他和李敖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
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李敖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就想把李敖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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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1）
收到胡适送来的一千元，李敖激动之余，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五千言的信，回顾了自己和严侨的关系、自己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在思想上达到新境界的情况。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封信后来竟给他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李敖大吃一惊：严侨没死！
李敖收到胡适救急送来的一千元和信后，内心的感动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10月10日，李敖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伏案给胡适写了一封五干余字的长信，推心置腹，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长信回顾了自己对胡适崇拜之情的发展过程，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和严侨的关系、自己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在思想上达到新境界的情况。
只是李敖和胡适当时都没想到这封信后来竟会给李敖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李敖在信中说：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的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国民党！
……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人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 “严桥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了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以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 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等我又大了几岁， 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