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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婚恋在交易成本上的骤降，校方对大学生婚恋的禁止，其实更像是一个校园有偿服务业务的提供者对于顾客流失的担忧。另一方面，按照今年修订的“高校招生体检标准”，患有包括心脏病，急、慢性肾炎以及两上肢或两下肢不能运用等十余种疾病或生理缺陷者均不可被录取入学，这就意味着，能在今秋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无不是肾功能健全并且能将两上肢及两下肢做灵活运用的青年男女，禁止这样的年轻人恋爱结婚，端的是自欺欺人了。不过大体上我还是相信，控辩双方总有一天将会殊途同归地取得共识，届时，恋爱结婚甚至生不生育的问题已被超越，双方一致认为，大学应在校园里附设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为已婚已育在校生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无论是西式的浪漫主义还是以梁祝为代表的中式传奇，校园里的爱情大都以悲剧收场，并因此而成道德和管理上的禁忌。除了经济学能够超越并且消解它，时间是隐藏最深的终极杀手。我和同班的女同学在大一恋爱，毕业后结婚，生孩子。二十多年之后，早上醒来一睁眼，还是会猛然见到一个老同学在你面前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这种瞬间会有一点点迷幻，不过还是很高兴我们都没有幻化成蝴蝶。
幸毋相忘（1）
家在春天已经搬好，直到夏天才收拾好去收拾那几个纸皮箱里的东西的心情。纸皮箱里，无非是些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之类，当然，这里面也无可避免地包括了一批二十多年前的旧情书。
在盘式磁带录音机（ Open…reel ）里到邓丽君《 一封情书 》的靡靡之音之前，我没有写过，更没有收过情书。“ 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儿跳，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与其说这是邓丽君的歌词，不如说正是我想说给邓丽君听的心里话，也是我对个人之未来情书写作前景的憧憬。
二十多年后的这个晚上，坐在灯下，坐在灰飞烟灭里，在一阵阵扑面而来的潮湿、发霉的气息里检阅这些情书，就有一点“自将磨洗”的意思了（ 罗伯·格里叶在广州的时候扔下过这样的话，谁能把广州的潮湿写好了，谁就是最天才的作家。格里叶算不算最天才的作家我不清楚，但是这一刻我却相信，他要是能把一部手稿在广州某地也存上个20年，一定会使荣膺这项桂冠的几率大为增加，当然，这种“天才”是要用鼻子来闻的 ）——假设在1980年我们就有了互联网和手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那时起就开始透过电子邮件甚至手机短信来收发情书，情还是可以谈的，可能还可以谈得更投机，爱也是可以说的，说不定还会说得更热闹，只是许多年以后，我还会置身于今夜这样的情境吗？
恐怕很难：我打开手机，幽暗的荧光屏上只记录着一周之内的段子；我打开计算机，程序已无法读出20年前的格式，更有可能的是，被我悉心保存在硬盘里的电子情书，早在18年前便已尽毁于一次灾难性的病毒爆发中。事如春梦了无痕，总不见得在两年之后给收信人重新默写一回或者请对方给你重发一次吧。
情书之所以更多地被称之为“情书”而不是“情信”，是因为它在意义上的重要，与休书、战书、国书、绝交书、申请书、哀的美敦书以及录取通知书同样重要。信的外观，书的内涵。当然，情书与一般书籍还是有所区别的，例如，书要印得多多益善，一版再版，情书的目标读者则得一足矣，绝不足与外人道。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每一封情书都是无可置疑的海内外孤本。阅读孤本是什么感觉？据藏书家田涛先生说，有一次他收到一部明初孤本，内容是洪武时期社会文化的记录，作者生前还未曾刻印。于是匆忙赶回旅馆，手不释卷，一读就是一宿。“在看的过程中，我仿佛站在很高的山顶上，听一种声音，一种历史的使者穿过遥远长久的时空，穿过千难万险，传达给我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声音。你们体验得到吗？一个好几百年前的人轻轻地跟你交谈，而且是跟你一个人谈，因为是孤本呀。那种惊喜，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