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才亭”变成投币游乐场，一说是因“慕才”与“摸财”谐音所致，以我之所见，“慕才”本已荒唐，误读再加误读，负负得正，“摸财”反而具有某种有益的消解作用。当然，“慕才亭”亭柱镌刻的那幅著名楹联“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在误导作用上亦有贡献。
同样是“狎墓”，动手显然要比动口来得更直接，更实惠，更有建设性。对惨遭“摸财咸猪手”的杭州“小苏小小”来说，不幸中的大幸，是“苏小小解构历史”上所夺取的最为直接的一次庶民的胜利，乃发生在嘉兴贤娼弄的“大苏小小”墓。据陆明《 嘉兴记忆 》之《 夕阳贤娼弄 》：“1970年秋末，造反派挖苏小小墓，大约本想挖到金银财宝或鞭尸以泄其对封建‘流毒’之恨吧。不料，掘土三尺一无所得。挖坟最起劲的矮胡子随口骂了一声：‘戳那！’”
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戳那”为吴语区（ 包括浙江和上海 ）至今通用的粗口，相当于“操你的（ 娘、姐、妹及一切异性血亲……N ）”，今之手机短信及杭州话或上海话RAP歌词中，又做“册那”或“策那”。不管苏小小是晋朝人还是南齐人，嘉兴人还是杭州人，苏才女若是地下有知，隔土有耳，理论上，在历朝历代文言或白话的一切诗词题咏当中，此二字“愤语”，想必是她听得最明白、最真切的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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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的早餐
某年夏天，我在杭州一家电视台举办的新娘选美比赛做评委，其中有一个环节是考新娘的厨艺，并假设了这样一个情境：新婚初日，新娘为新郎做一顿早餐。
我相信，这必定会招来一向都坚决反对搞任何形式的选美活动的女权主义者群起做河东狮吼：“凭什么一定要女的起来做早餐？！”e on，既然是选美，而且是新娘选美，在一般的情况下，被选者当然都是女的。既然这个环节评的是厨艺，若非要新郎来做，新娘所能表演的，大概就是如何吃掉这一份早餐的技艺了。不过，女权分子也不必急着生气，因为当时就有一位佳丽已经用她现场制作的一份早餐，赏了全体男性沙猪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饼干一包，两杯袋泡茶。她还喜滋滋地望着我轻启樱唇：“尝尝嘛，很好吃的噢。”
如此后工业化的早餐，就是换了男的做给女的吃，相信女的一样也不会高兴，还有可能对从这一个早上开始的婚姻生活感到万般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我绝不是说一顿饼干加袋泡茶的早餐就能让人受多大的委屈，我的意思是，既然是结婚，既然已组成家庭，就很难不考虑一下厨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饼干和袋泡茶在刮了男性沙猪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同时，也狠狠地踹了厨房一脚。
对于厨房，男女有各自的心理障碍。男人的问题在于：中国男性的精神导师先是强调“食不厌精”，接着又下达了“君子远庖厨”的最高指示。当然，我完全不同意有些人把“远庖厨”斥为伪善，鉴于人性的局限，虽然至善难得，我们也不得不把“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设定为人性能及的较高境界。但是更实际的问题是，为了吃喝，为了快乐，总得有人在庖厨里工作。对于这些人，做君子的难道就不存恻隐之心了吗？
没问题。精神导师早就预计到会有这个Bug，并且提出了一个明快的解决方案，也是五个字：君子远小人。当远离了庖厨同时也远离了小人的君子在餐桌前等着上菜，在厨房里工作的自然就剩下了妇女。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适合在厨房里工作。男人从小就玩枪玩炮，女人自幼就玩煮饭玩过家家，基本上是由后天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当然一个只会在厨房里忙碌的女人并不能让男性完全满意。“在厨房像贤妻良母，在客厅像贵妇，在床上像荡妇”，这就是夫权对于女性提出的无理要求。不过女权主义的反抗攻略其实亦因此更容易操作，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只要把程序稍加改动，将“贵妇”和“荡妇”被要求所处的位置进行对调，就足以令男人们仰天长啸了。
娜拉走出了100年之后，把妇女从厨房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仍然是女权运动的中心议题之一。然而，就性别权力而言，厨房却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特殊环境。在男权社会的生产关系里，妇女被困厨房，但厨房又是一个制造再生产的车间，换句话说，谁把谁困在厨房是一种权力，谁在厨房里控制着再生产，谁就控制着那个把自己困在厨房的人毕生的幸福，这又是另一种非常现实的反制权。其实男人在性别权力上所设下的大部分陷阱，最后鲜有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