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其说把家当成酒店是大多数男人的通病，不如说大多数男人其实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梦想——把酒店当做家。
人生如寄——如果人生是一笔不断在递增和递减中起伏不定的财富，那么，家是存钱罐，酒店就是银行的保险箱；如果人生是一件有细软有辎重并且在漫长旅行中不断被遗失和寻获的行李，那么家就是储藏室，酒店就是机场车站的行李寄存处。
人生就是存在，“寄”只是存在的一种方式。或零存整取，或整存整取，家居的人生都是“存”，有户头的，带有储蓄的性质，酒店的人生却是“寄”，只是汇款状态下的“寄存”，无存亦无取，永远的银货两讫。人生又如货，居家如买断，酒店如寄售；人生是信札，居家如面呈，酒店如付邮；人生是一所学校，居家如办校董会，酒店如做寄宿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挡兵的将，囤水的土，便是酒店。
居家的人生如置业，选择、定金、合约、首期的、按揭、装修、家具……手续繁复，将人生寄存于酒店，以上全免，只是开房。
汤显祖尝言：“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尔……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按照这种高度悲观主义的看法，所谓的“家”根本就不是“可到”的彼岸，只一幻象耳，一个洞，比梁朝伟在吴哥窟玩味过的那个洞还要虚妄。人住的地方的确就是一个洞，与其说这是一个万家灯火的繁华城市，不如视之为一个个灯火通明的洞穴。不过在我这样一个庸俗的物质化悲观主义者看来，那些穴并不存在于“虚空中”，它们都实实在在，有名有姓，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寸金尺土。问题只是在于家居，还是寄居。我们即便都不得不做营营役役的“汤显祖之虫”，区别仍然在于是做挖穴筑巢的工蚁，还是只做一条来去自由的寄生虫。
刘少奇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就中国船舶工业当时的技术水准和所处的客观环境而言，即使这未必是多么高明的战略思想，至少也是相当有生意眼光的。然而，在居住的问题上，当我们大多数人都已跟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彻底了断，并欣然接受（ 或被迫接受）了“造房不如买房”，个别人却正在以酒店化生存的方式实践着“买房不如租房”，这个时候，后者便理所当然地会遭到前者的怀疑：他们是高人还是蠢货，进步抑或反动？
酒店化生存无疑是免不了道德批判的。父执辈多数会指责这些人缺乏责任感，对己对人都不负责，他们的生意伙伴以及异性朋友则会怀疑他们的实力和诚意，至于他们的同龄同性，心理活动便要复杂得多。这一点，凡是以出差、旅行等方式出现的“间歇性酒店化生存者”们自然心里有数，这里便不细说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得不佩服“酒店化生存者”的勇气，那是一种不无邪性的勇气，懒人的勇气。一个人在死到临头的时候或许可以有“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要是在平日，却不一定有把自己寄托给酒店的那种“宾至如归”的勇敢。
如果生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家居是堡垒的攻防，酒店就是游击战。后者的战术精要，按切·格瓦拉在《 游击战法 》一文中的说法：“为了求生存，一支刚开始不久的游击军队必须依循三个条件：不断的机动性、不断的警戒、不断的猜疑。”这已经不止是战法和战术，而且还是战略，因为酒店化生存的精神本质，就是对现世的价值保持一种“机动性、不断的警戒和不断的猜疑”。“梦里不知身是客”是家居者的哀怨，对于酒店化生存者来说，只有时时刻刻地意识到并且保持着“身是客”的地位，才能获得机动，警戒者猜疑的能力，或者说，客观。酒店化生存又是一种拒绝的姿态，它拒绝婚姻，拒绝家庭，拒绝后代，拒绝以上述三者为核心而构成的社交关系。他们是“飘一代”的升级版本，富有的“流氓”，都市的游牧民族，精装的吉普赛部落。
有哪一位大侠是住在自己家里的？非住不可的话，朋友家再好，却终非久留之地，正常的解决方案，就是找一家客栈住住。游荡是侠客所习惯的移动方式，他们也不是无家可归，只是“视归如死”。
其实，在“摆脱家务琐事”这样的语境里，酒店化生存似乎变成了男性的反抗。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传统战法简化为一个“走”字，然而娜拉出走，去向不明，后来便增加了“一间自己的房子”以策后路。现在好像轮到了男性出走，目的地，无非就是径自进酒店去开“一间自己的客房”。托尔斯泰在1910年10月28日凌晨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