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奸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那样，对“若无日寇侵华，许绍棣就断无充当第三者的机会”也作出同样充分的论证。
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事实上，郁达夫本人在发表《 毁家诗记 》不久之后，已经以非韵文的文体将“家丑和国仇”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了。郁曼陀被害后3个月，郁达夫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写道：“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著，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地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作为一个半新半旧的中国文人，一个不幸戴了（ 或怀疑自己戴了 ）绿帽的浪漫主义作家，诗怎样写，话怎么说，都可以理解。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后人不断为《 贺新郎 》所加之新注，代表性的观点如：“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可看出，最终的矛头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战乱中闯入郁达夫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这个人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 郁达夫佚文集 》序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露的浙江省某党官所干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官场的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又，“郁达夫在寄稿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信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这就更可说明他发表《 毁家诗记 》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 郁风《 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 ）
1937年8、9月左右，郁达夫在福建“做官”，故许绍棣“在抗日战乱中闯入”之说虽觉勉强，却终非空穴来风，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之语，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禀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职向社会发出的“控诉”？我认为左拉玩的那种才算，因为它向着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开火，真正检验了世界上第一个《 人权宣言 》，最终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而《 毁家诗记 》的“爱人不见了，向社会去喊冤”与这种结果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先丢钱，再丢人，最近一个为《 贺新郎 》添加新注的，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
年初，龙应台以“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之姿态来到广州，不幸在旧城遭遇小偷，事后写了篇文章，题目叫《 一个警察的背后 》：“梁国聚（ 广东省公安厅长 ）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13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连串不依不饶的追问之后，又从“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上升到“国家的根本政治”，文章的结尾，最后更引读者来信指“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普通人丢了东西，也搓火，也骂人，然后该干吗干吗去；知识分子丢了东西，尤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丢了东西，却不可白丢，至少也得让普通人付出挑战自己常识的代价。我也有在广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实在没有上升到“国家根本政治”的本事。在如何正确对待小偷的问题上，我所能根据的全部常识只有这样两项：一、计划经济时代，广州虽不至于路不拾遗，但小偷肯定没现在多；二、警力比广州充足，“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没有中国严重的地方如纽约或法兰克福，随地小便的现象虽然基本已断，却从来也没断过随地小偷。
家丑和国仇（2）
就像郁达夫当年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对“家丑和国仇”关系所作的准确阐述那样，类似的道理，龙应台自己其实在文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卿本佳人，奈何技痒？非要添上个“广州特色”的蛇足。想当年，“先逐寇，再驱雉”者，诚可谓“先丢人，再丢份”也，而龙应台的这一个版本，岂非“先丢钱，再丢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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