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的，但她感到好象是哭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即使躲进公共厕所，躲入被褥。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声音象一群猎狗一直骚挠着她的安宁。
那时她想，只有在那里才有这样专横的音乐统治。到了国外，她才发现把音乐变为噪音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完全丑陋的到来，首先表现在无所不在的听觉丑陋：汽车，摩托，电吉他，电钻，高音喇叭，汽笛……而无所不在的视觉丑陋将接踵而至。
饭后，他们上楼去自己房里做爱。弗兰茨入睡时思维已开始失去了连贯性，回想起吃饭时噪杂的音乐声，对自己说：“噪音可有个好处，淹没了词语。”他突然意识到他一生什么也没有干，只是谈话，写作，讲课，编句子，找出公式然后修正它们，到头来呢，文字全不准确，意思皆被淹没，内容统统丧失，它们变成了废话，废料，灰尘，砂石，在他的大脑里反复排徊，在他的头颅里分崩离析，它们成了他的失眠症，他的病。所以，在那一刻，他朦朦胧胧却全心全意期待着的是没有任何束缚的音乐，是一种绝对的声音。它包容着一切愉悦与欢乐，它是超强音，是窗户发出的格格震荡，将一劳永逸地吞没他的痛苦，无聊，以及空洞的词语。音乐是对句子的否定，是一种反词语！他期望与萨宾娜久久地拥抱，不再说一句话，不再讲一个宇，让这音乐的狂欢之雷与他的性高潮吻合在一点。然后，幻想中的极乐喧嚣终于象催眠曲一样，使他睡着了。
光明与黑暗
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昧着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看不见，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也许这就是萨宾娜厌恶一切极端主义的原因。极端主义意味着生命范围的边界。不论艺术上或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激情，是一种掩盖着的找死的渴望。在弗兰茨那里，“光明”不会与某张日暖风和的风景画相联系，而会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阳，灯泡，聚光灯。弗兰茨的联想总是一些熟悉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阳，理智的光辉，等等。
黑暗如同光明一样地吸引他。这些天来，他知道做爱前关掉灯委实可笑，总是留一盏小灯照着床。然而，他深入萨宾娜的那一刻，却合上了眼睛，渗透了全身的快乐呼唤着黑暗。黑暗是纯净的，完美的，没有思想，没有梦幻；这种黑暗无止无尽，无边无际；这种黑暗就是我们各人自身历带来的无限。（是的，如果你要寻找无限，只要合上你的眼睛！）
在他全身浸透快乐的一脚间，弗兰茨自己崩溃了，融化在黑暗的无限之中。自己变成了无限。一个人在他内在的黑暗中长得越大，他的外在形态就变得越小。一个闭着眼睛的人，便是一个受到毁伤的人。萨宾娜发现弗兰茨的模样乏味无趣，也闭上眼避免去看他。但是对她来说，黑暗并不意昧着无限，却意味着观看事物时的不满，被看事物的否定，以及拒绝观看。
4
萨宾娜有一次让自己参加了移民朋友的聚会。象往常一样，他们又在反复推敲他们应该或不应该拿起武器去反苏。身处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们自然显得乐意战斗。萨宾娜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打仗呢？”
话说得不合时宜。一位烫着灰色卷发的男人，用长长的食指指着她：“这可不是说话的样子。你们都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你也是。反对共产党当局你傲了什么？你做的也只是画画儿……”
在萨宾娜的国家里，评价和检查老百姓司空见惯己成原则，本身就是无休无止的社会活动。如果某个画家要办个展览，一位普通公民要领取去国外海滩旅行的签证，或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参加国家队，那么马上可以收集到一大批推荐信或报告（从门房、同事、警察、地方党组织以及有关工会那里来的），由专门的官员将此综合，补充，总结。这些报告与美术才华、踢球技巧、或需要咸腥海洋空气的疾病毫无关系，它们只说明一个问题：“公民的政治情况”。（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这位公民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在五一游行集会中表现如何。）每一件事（一
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迁，度假）都有赖于这种评
价过程的结果，因此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要为国连
队踢球，或是否获准展览作品，是否去海滩度假），都
必须蹈规蹈矩努力表现以取得优良的评价。
这就是萨宾娜听到灰头发男人讲话时所想到的。他不关心他的同胞们是否足球运动员或画家（在这一群移民中，没有一个捷克人对萨宾娜的作品表示过任何兴趣）；只关心他们是否反对共产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