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留我的这所医院占地面积十分宽广，在地形上大致分成两片：一半在平地上，另一半的地势徐徐升高，形成一处肥矮的山包。最高处有一座塔形建筑，塔顶距离低处将近一百公尺。我所在的医疗区只是病院中的一小块功能设施，除此之外，还有员工宿舍和病人宿舍，一座具备小影院功能的图书馆，以及一座锻炼和复健器材齐全，内建有小型球场的健身房，院方甚至在山包和平地的交汇带开垦了一大片农田，挖了好几口水井，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其中劳作。
我专门打听过，那些劳动人员有医院的员工，也有外聘的雇员，不过有大约一半的人是这家医院的病人。这些病人身体上没什么问题，都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毛病，让他们整理农田和花圃不仅是人尽可其用，也是作为一种治疗方式。
我能够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在专门的书籍有过相关的解释，这种做法相当经济实惠，但又行之有效。不过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并非是为了证明这里是多么无害善良，反而，正因为我接触过这些病人，所以才发现了一些令人在意的地方。
在和这些患上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患者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病情程度上并不严重，至少他们比真江的情况要轻微得多，大都是痴呆或者轻度的人格障碍，没有表现出令人恐惧的癫狂，也不具备他人的攻击性，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能够很好地和他人交流。在我看来，他们就算在社会中生活，也不会给他人带来太大的麻烦。
除了这些精神病患者，还有其他身体上有着各种各样毛病的普通病人，从轻度的发烧感冒到患上癌症之类的绝症都有。他们通常往返于医疗区、庭院和宿舍三者之间，偶尔也会选择在农田、图书馆和健身房中工作，这个病院中各个设施的基层管理者大都是由他们担任的——并非全职，而是作为一种打发时间和娱乐的兼职方式，每当问到他们，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自己是病人，而并非院方的员工，干这些工作是自愿性质，不会得到任何薪水。
如此一来，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中，病人的数量、状态和人口流动自然都令我感到十分不自然。
无论是身体有恙的病人，还是精神不适的病人，他们在这所病院中拥有同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没有人能从这里出去。他们对于这样的生活也不能提出抗议，因为所有人在入院之前就已经签署过相关的合同。
在苏醒的第三天，我就看到了那份属于我的合同。上面签名的字迹就连我也分不出真假，还按上了手印，只是在我的脑海里并没有签署合同的相关记忆，而且在合同的生效日期处，写的是1988年，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
关于我刚来到病院时是个只有六七岁的孤儿这一点，能够得到十数人的证明，从他们的语气和神态中找不出半点破绽，好像我真的失忆了一样。当他们得知我失忆后，也没有表现得太过惊讶。
“你老是失忆，高川，这次你是谁？飞毛腿运动员还是潜伏的间谍？”他们这么说到，“虽然那个游戏很有趣，但你总是这样的话，永远都不可能出去了。”
没错，我在这次重伤之前，在他们的口中是个双腿残疾的，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与被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人，是病院的“老人”了。
这些人也许是在演戏，也许被催眠过，但不能不说，如果我真的失忆了，那一定会被他们的言行举止带入“精神病”的身份中。然而，我能够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我拥有真正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我牢记着自己的使命，无论是谁处于什么目的设下这个圈套，都不能让我产生半点动摇。
之前提到出院。入院合同很严格，但在理论上是有被批准外出的可能。员工方面尚不清楚，至于病人方面，只要病人自己有这个意愿，病人亲属提出正式的申请，由主治医生开出证明，满足这三个标准，再经过一些细节上的磋商，那么病人就能离开这里。然而，事实上，包括员工在内，我在这所病院的两个星期内并没有见过和听说过有谁真的出院了，并且也很少听说有人离开这里。
我一直关注病院的正门，在两个星期里，这扇足以让一辆重卡车通过的大门只打开了一次，甚至不清楚到底是来了什么人。
在更多的时候，这个不知座落在何处的病院是全然封闭的，没有监视用的哨塔，但是高达十米的深色水泥墙以及围墙上的电网散发出幽闭、森严又残酷的气息。
这样的环境当然不免让人产生自己被关押监禁的感觉，我试探过一些病人和员工们的口风，不过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早已经习惯或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