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生活方式。谁先解决好这个问题，谁就是未来的赢家。
秦全跃的一句“有戏没戏”，使我迈向中式快餐反思的第一步。现在我想说——感谢秦全跃！
“跳不出碗，走不出店”，意见深刻，远见卓识！
顺便说一句，秦全跃还有个“怪癖”性格：决不会人云亦云。当大家都说某某好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出问题来。而要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家真的落难了，遇到挫折了，大家都骂声一片的时候，他又会挖空心思去找“亮点”，去拉兄弟们一把。
当然，由于职业关系，人们更需要他的嘴，而不是他的手。
其实，站得高一点看，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行了，他又多个“客户”，多个“骂”的对象，又何乐而不为？
1998年时，红高粱已经处在十分危机的状态了，当时国家内贸局正要召开全国快餐发展研讨会，会议要求我作发言，为此，我准备了一篇题为《我的十大反思》发言稿。这个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凡响，会后有不少媒体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中央二台《经济半小时》就我的反思进行了采访，作了半小时的专题。后来，全国不少企业和老百姓也关注着这个话题。今天，我在狱中又进行了更深刻的反思。
反省中式快餐的问题，红高粱的问题，我想这些教训是深刻的，对读者、对同行以及对正在创业或打算创业的人，会有参考价值的。
反思一
#反思一、政策与法律是企业的最大风险（死穴之一）
企业的经营管理与中医治病很相似。中医治病的基本原理就是使身体周身的经络畅通达到阴阳平衡，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从“无序”到“有序”。企业也是这样，通过企业的各个系统的协调、和信息畅通达到企业各个方面的有序化。然而中医认为，人身上有几个生死幽关的穴位，如果这些穴位不通的话，就有生命危险。这叫作“死穴”。
事实上，企业跟人身体一样，也存在着“死穴”。我认为，企业至少有两大“死穴”。第一个死穴就是政策与法律的风险；第二个死穴是投资的风险。在这里，我先谈谈第一个死穴：政策和法律的风险。下一个反思中，我再谈第二个死穴：投资风险。
这是我进入商界以来，体会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把它列为第一个经验教训。也许有些读者会不以为然，或许认为，跟我们的企业没什么关系。对不起，你错了，这跟我当初的思想一样。我记得搞企业以来，不知道写过多少份商业报告或可行性分析。几乎每当写到风险分析时，对企业面临的政策和法律风险是一笔带过。绝对相信“本人、本企业”是“根红苗正”，遵纪守法，一心一意为社会奉献，不可能出现法律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地方我出了事，公司出了问题。原来自认为最放心的地方，却成了“阿客琉斯的脚后跟”。现在明白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应该高度重视法律问题。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为什么不高度重视法律问题呢？不仅要学好法、遵纪守法，而且还要用法律这个武器保护自己。
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坐到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刑法的判决。我的经历、我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根红苗正”。12岁开始读马克思的书，13岁以后，心中最崇拜的人就是马克思了。15岁当兵，19岁就读解放军坦克指挥学院，成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后又获得南京政治学院的哲学学士学位。又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当了4年教官。在红高粱净赚几百万的时候，仍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买双袜子都心疼，可是一说是社会公益事业，赞助几十万元，一点都不会心疼。我做红高粱快餐的全部动力，就是决心创建一个国人自己的餐饮名牌。我始终认为，我国的电脑业、汽车业落后了，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国最发达的餐饮业应该有全球名牌吧？不应该与西方有那么大的差距吧？可是它也有那么大的差距。我的奋斗目标就是缩短这个差距。
在红高粱遇到最危机的时刻，我想的不是保住自己的钱财，而是保住红高粱的品牌，因为我知道，红高粱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中式快餐业的一个代表性企业。我当时想，宁愿损失企业自己的利润，也不愿给民族企业脸上抹黑。我的思路没有错吧？
然而，企业还是进入了“死穴”。刚开始我是想不通的，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而且还有一个很高尚的体会：我为我们国家走向法制化而高兴。当时，我心想，尽管我们国家法制化建设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我已经体会到了“依法治国”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