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烟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0万美元。
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盘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4）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这就是1929年接下来的那场大萧条为什么空前地严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人们很快便引用卡莱尔的一句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强调这一反常。1923～1928年间，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自然而然，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潜在生产能力全国调查”后来把1923～1929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富人当中的存钱狂欢”。
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当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未雨绸缪就显得不切实际了。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在介绍他们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作的一项研究时指出，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其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总收入的3倍。顶层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体的630倍。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这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业（比如汽车业），据说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不难证明，这样做更明智。后代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