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是母权制。
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渴望有一方立锥之地的贫困城市居民，联邦迁居管理局在它1935年创立之后不久便设计了三个“绿化带城镇”，作为示范单位。在农业部副部长雷克斯福德？G。
特格韦尔的指导下，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附近规划了一些较低租金的社区，每个社区大约可以容纳800个家庭。一些极小的地区规划的样板——它们避开了干线公路并利用了阳光、运动场和公园——使得这些居民点对孩子们来说几乎是理想的住所。每一个村庄——有邮局、商店、学校、社区活动中心、供水系统及其他方便设施，主要是由WPA劳工修建的——被农场和林地所环绕，为城市工人提供了花园式家庭的生产性资源。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郊区中心场地作为联邦规划的范围而被发现了。对新政反对者来说，这些计划有点“集体主义”的味道，1936年，一份不利的法庭裁决导致第四个项目（在新泽西州邦德溪市附近）被放弃，立即让整个计划陷入危险的境地。
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4）
迁居管理局（这家机构1937年被并入新成立的农业保障局）也关注其他类型的需求。比方说，FERA所做的一项乡村问题研究发现，在30个南方县，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救济家庭生活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房子中。甚至有很多不领救济的家庭——谷租佃农，从伊利诺斯到佛罗里达的冲沟地和侵蚀地的拥有者，以及大平原的炎热和枯竭地区的耕作者——生活也好不了多少。无家、无地和无业的家庭，一直在寻求廉租、低税和容易上救济名单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多地迁往农村，定居农村的移民者在大萧条年间的增长，比1924～1930年间的增长速度快两倍多。在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这样一些地方主要吸引的是来自城里闲置工厂的人，在南方主要是佃农阶层，在中西部主要是干旱受害者。
迁居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有机会从不好的地方搬到好的地方，把沮丧和依赖转变为自力更生。“渗透”类的项目帮助了那些束手无策、一贫如洗的乡村家庭用联邦政府的长期贷款去购买散落在优良农业地区核心地带各处的单独农田；“社区”类的项目则是由联邦政府征购相对较大的土地，再进行细分，让个人去租赁或购买，常常伴随着一整套新的方便设施网络的发展，像公路、学校和自来水。很多这样的农民因此离开了他们贫瘠而枯竭的土地，而政府则把这些土地买过来，再把它们转变成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牧场、公园或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这些计划为大约1万个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为大约4万个人提供了谋生之道。
由于贫穷农业人口的困难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贫瘠枯竭的土地，而且还有管理糟糕、信用不足和债台高筑、无知、干旱、洪水和害虫——任何单一的处方都不能包治百病。最不幸的受害者是那些失了业的农场劳工，城市不需要他们，因为城市本身就有数百万的失业者。这样的工人，联邦和各州关于工资、工时和失业保险的法律，以及新政的集体谈判保证，都没有让他们受益。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只有4个州才好歹有点工人意外伤害赔偿金给农业劳工，尽管他们的工作危险性并不小。
大萧条的缓冲作用，稳步发展的农业机械化，以及由过剩（跟匮乏同样令人绝望）所带来的自然震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30年代有350万个家庭——美国四分之一的家庭——不得不接受公私救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美国生活的新起点，一个长期以来咬紧牙关、坚持独立的群体终于举手投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乡村贫困得到充分认识之前，大萧条的早些年还见证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流动的一次逆转，仅上一个十年，传统的人口流动就让城市净增了600万人。1930～1933年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样的流动突然放缓了，并且，实际上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倒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离开了大都市的人行道，到乡下的亲戚朋友那里去避难；食不果腹的家庭试着自己动手种点粮食；西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的失业矿工们回到了他们古老的边缘土地上。在1932年，农村人口净增了将近30万人，到1935年，大约有200万5年前还生活在城里的人如今生活在乡下。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往后，老的趋势得以恢复，尽管速度是如此迟缓，以至于整整十年，城市新增人口还不到20年代的一半。这个过程与经济复苏的缓慢上升是合拍的。也正是在这之后，随着本地人的返回，乡下人越来越无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