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不看她，说，“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法庭里听到她掌班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得法语。她是个孤儿，多半生来带着犯罪的胚胎。她出身于有教养的贵族家庭，本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可是她抛弃她的恩人，放纵情欲。为了满足情欲而投身妓院，并由于受过教育而在姑娘中间特别走运。不过，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刚才你们在这里听她掌班说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她能用一种神秘的本领控制嫖客。这种本领最近已由科学，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被称为‘暗示说’。她就是凭这种本领控制了那位善良、轻信而富裕的俄罗斯壮士，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盗窃钱财，然后又丧尽天良要了他的命。”
“哼，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庭长笑着侧身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十足的笨蛋，”严厉的法官回答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时副检察官姿势优美地扭动细腰，继续说下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你们手里，不过社会的命运也多少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发生影响。你们要深切注意这种罪行的危害性，注意玛丝洛娃之类病态人物对社会形成的威胁。你们要保护社会不受他们的传染，要保护这个社会中纯洁健康的成员不因此而导致常见的灭亡。”
副检察官似乎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同时又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终于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他的演说剥去华丽的词藻，中心意思就是，玛丝洛娃用催眠术把商人迷倒，骗得他的信任，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神气活现地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两人开脱，把全部罪责都推在玛丝洛娃身上。
律师批驳玛丝洛娃所说的她取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的供词，坚持说她既然是个已被揭发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毫无价值。他还说，至于两千五百卢布，那么两个勤劳正直的茶房是挣得出来的，他们有时一天可以从旅客手里得到三、五个卢布赏钱。至于商人的钱，那是被玛丝洛娃盗窃了，可能已转交给什么人，甚至于丢失了，因为当时她精神状态不正常。毒死商人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
因此他要求陪审员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上无罪；如果陪审员裁定他们在盗窃上有罪，那么他们至少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也没有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尾时刺了一下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科学方面的一番宏论，虽然精辟，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包奇科娃父母的身分不明。
副检察官恨得咬牙切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露出轻蔑而惊讶的神气耸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辩护。他说话结结巴巴，显然有点胆怯。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提纲挈领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怎样受一个男人诱奸，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堕落的全部重担。但律师在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人人听了都替他害臊。他谈到男人的粗暴残忍和女人的悲惨痛苦的时候，已经语无伦次，庭长有意帮他解围，就请他不要离题太远。
这个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他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分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受损害，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所充分证实，我们不仅能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能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位辩护人说，玛丝洛娃曾受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了“凭空想象的”几个字）引诱者的腐蚀，那么种种事实毋宁说，是她引诱了许许多多男人，使他们落在她的手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得意扬扬地坐下。接着，法庭让被告们自己辩护。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丝洛娃独自干的。西蒙只是反复说：“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替自己辩护，她却象一头被包围的野兽，只抬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