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波兰一部分国土归并俄罗斯帝国。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自己名下——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没有念完过一个学校，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肆无忌惮地对父亲说，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沃尔夫在书房里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觉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说，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说，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札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说。“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说，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说。“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话。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的教义信得入迷。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吃饭，”沃尔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就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十七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在桌上，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摆出男子汉气概，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就又悄没声儿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很高级。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法籍厨师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下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忧郁、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