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持工作的军区政委甘渭汉、副司令韦杰被撤职审查，由梁兴初和张国华任新的军区司令和政委。承认那几个造反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产业军”不服，两派斗争更加激烈。
在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西宁市群众组织“8· ；18”在北京来西宁串连的学生支持下，冲《青海日报》社，在报社搞打砸抢，活活打死几个人。并用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恫吓。西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认为：不能任其胡作非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遂派部队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
但闹事者居然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一些人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被逐出报社。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情况时，叶剑英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这话在西宁传为“林副主席来电”。毛泽东对青海事件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经中央文革两次调查，向毛泽东作了颠倒是非的汇报。于是，造反派又胜利了。3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在宣布这个决定的会上，赵永夫当场被捕。要不是毛泽东说了句“不要杀”，赵永夫险些被立即处死。
另外在文中有一段毛泽东关于学生运动的讲话，这是1966年文革初起时，毛在批刘、邓派工作组时讲的，文中引用时的说明不太准确。
第四十一章
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后，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做任何表态，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喧几句，似乎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大感兴趣，但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那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平时，李云龙这里要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安慰，或打气，或问候。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连田雨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表态就吓得连电话也不敢打了？大概，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
几个月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超过200CC，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
血书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战士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为我们伸冤……
血书二：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泽东，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天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简报》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晴雨表，是个政治倾向极强的刊物，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提出哪怕半点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它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先不做任何评论地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此人已被划入“另册”了。
李云龙看完《简报》随手便揉做一团扔进纸篓里，他已经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这一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