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不明白，专案组为什么对别人的婚姻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低，请体指点一下，我和李云龙离婚与否和你们革命的事业有关系吗？是不是如果离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胜利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保住了？或者，世界革命就成功了？如果我们的离婚能带来这么大好处，那我们当然可以试试。”
“你看，你看，小田呀，你的情绪很不正常呀，这种态度不好，分明是一种抵触情绪嘛。说心里话，我个人对李云龙绝无成见，他这个人除了脾气暴躁一些，和他并不难处，在部队中也有一定的威信。问题是。李云龙的问题是直接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以前多次和他谈过，苦口婆心的请他站过来，对‘文化大革命’要端正态度，可老李对我的劝告置若阁闻，一意孤行，最后发展到对抗中央文革小组，镇压革命群众，你想，死伤这么多人，全国震惊呀。不客气地说，就是枪毙他李云龙一百次，也抵偿不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这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主动跳出来表明了他的立场，是非要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一番了，这是咎由自取，谁也没办法。唉，我曾经是他的战友、同事，他犯了罪，我很痛心，我没尽到责任。”马天生说的是心里话，他不是个虚伪的人。
田雨默默地听着，她心里有些厌恶，马天生喋喋不休说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观点是他自己的，几乎是从报纸上照搬下来的，那个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话题实在令人乏味，像是被嚼过一百遍的口香糖。田雨本是个对政治缺乏兴趣的女人，对于复杂的政治，她只是简单地凭女人的直觉去判断，她认为大人物们有些无聊，动不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这么严重吗？都是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谁是无产阶级？谁又是资产阶级？非要人为地划出党内的两个司令部，非要整得你死我活，要是个人行为倒也罢了，还要把几亿老百姓也拉上，天下能不乱吗？田雨感慨地想，理论真是个要命的东西，世上大多数人都不大重视这东西，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是文人之间玩的东西，充其量也只属于学术范畴。二战结束后，当人们面对上千万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杀戮的结果时，才发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早在若干年前就明白无误地写在《我的奋斗》中，他没打算蒙骗世人，早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理论，并准备一步步付诸实行了。世人终于明白了，理论问题是忽视不得的。谁忽视了它，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想到此，田雨不禁看了马天生一眼，她有点可怜这个人，这家伙倒不是什么太坏的人，只可惜他读了一肚子的书，装了一肚子的理论，说到底，没有一点他自己思考的成分，连这点起码的道理还没悟透，他不是当政治家的材料，缺乏俯视众生的高度。他舞剑时大概把自己当成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自以为把剑器舞得水泼不进，其实随时会把剑锋舞到自己脖子上。
此时马天生可没觉着自己可怜，他倒有点可怜田雨，这女人真是红颜薄命，这么出色，这么富有魅力的女人怎么就嫁给李云龙这样的人了？这次李云龙可是没什么希望了，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出色的女人陪李云龙一起殉葬。他要挽救她，帮助她。他开导道：“小田同志，李云龙现在态度非常恶劣，拒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当然，有个别工作人员出于义愤，行为过火了些，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但李云龙是什么态度呢，他咬牙切齿地声称，有朝一日要宰了这个工作人员。你看，他的气焰太嚣张了，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扑嘛，这是自取灭亡。我看，李云龙这个人是没什么希望了，小田呀，你要好好想一想，为这样一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去殉葬，值得吗？”
田雨态度缓和地说：“老李的脾气暴躁，好冲动，这是老毛病了。马政委，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去劝劝他。毛主席不是也说过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反革命分子也要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中央没做出正式决定之前，是不是还应该以教育为主，批判为辅？马政委，请给我一次机会，我相信我能说服他，至少能使他配合专案组的工作。”
田雨的诚恳态度颇使马天生感到意外，他不太相信李云龙这种人能软下来。不过，若是真能使李云龙认罪，这倒也是专案组的一大收获，这不妨试一试。他考虑了一会儿，终于同意了。当李云龙慢慢地、一瘸一拐地走进会客室时，田雨几乎惊呆了，她没想到才几天的时间，像牛一样壮实的李云龙成了这副样子，他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二号军装，军装就像挂在衣架上，里面空荡荡的，消瘦之快令人惊骇。
李云龙一见田雨就显得不大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