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尝试建立我个人的企业。我注意到，包装材料都是从西巴基斯坦进口，在这个国家的东半部，我们没有生产箱子或包装材料的设施。我说服了父亲，允许我建立了一个包装和印刷工厂。我准备了一份项目建议书，从国有的工业银行申请一笔贷款。当时，很少有孟加拉企业家想建立工业设施，贷款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个包装与印刷工厂，雇用了一百名工人。这个项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润。
我父亲是董事会的主席，他极不愿意从银行贷款。商业信贷的概念使他极为紧张，以至于催着我提前归还了贷款。我们可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几家提前偿还贷款的新企业之一。那家银行马上又主动提出，额外提供一笔一千万塔卡（taka，孟加拉货币）的贷款，让我们去建立一家纸厂，但这件事我父亲根本不肯听。
包装业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尔（Lahore），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我们的产品包括烟盒、箱子、硬纸箱、化妆盒、卡片、日历和书等等。我从来就不担心赚钱的事。而这个包装工厂的成功使我和我的亲人们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头地。
尽管获得了商业成功，我仍然想去学习和教书。于是，当我在1965 年得到一份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时，这个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的机会使我一跃而起。这是我的第三次出国之行。我曾在1955 年作为童子军去过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1959 年又去过日本和菲律宾。但这次是我独自出行。一开始，博尔德（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真让我大为震惊。在孟加拉，学生对教授从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个学生向“先生”讲话，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许他发言之后，他才能毕恭毕敬地发言。但是在博尔德，教师看上去把自己当作学生们的朋友。我经常看到教师和学生们光着脚、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开玩笑，聊天。这种亲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至于说在科罗拉多的女同学，我简直窘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在吉大港大学只有很少女学生，在800名学生中，女生不会超过 150 个。女生还受到隔离，她们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里，那是不许男学生进入的。她们在参加学生政治活动与其他活动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们演戏时就不允许女性参加，于是男生就穿女装、化女妆来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女学生们都极为腼腆。快上课的时候，她们总是会在教师公共休息室外挤作一堆，随后跟在我后面去上课，紧抓着书，眼睛盯着脚面，以便躲避小伙子们凝视的目光。在教室里，她们和男生分开坐，我也学会了不向她们提问，以免令她们在同学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从不和她们讲话。
事实上，我自己对女性也是十分腼腆，所以我尽量对她们视而不见。想象一下我 1965 年夏天到达美国时所感到的惊愕吧！校园里放着摇滚乐，姑娘们脱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大笑着。我紧张得要命，甚至试图不看她们。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学生中心里，注视着衣着古怪的大学生们来来去去，聊天，调情，吃东西。美国的青年看起来那么强壮，健康，充满活力。那是一个体验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腼腆的个性使我没有去参加那些喧闹的晚会。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看电视。
电视在 1964 年才在达卡出现，在到美国之前我对它还很陌生。
在博尔德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无聊的肥皂剧，比如《我爱露西》《吉利根岛》《霍根的英雄》。我发现，开着电视时我能更清晰地说话和思考，至今如此。
当时正是越战炽热的时期，我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参加反战集会和抗议游行。尽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对越战的态度，我还是努力去保持开放的心态而避免卷入赶时髦的大众思维。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们无法理解我对美国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达卡，反美情绪高涨，在所有的校园里，学生们都称美国为肮脏的资本主义者，成天呼喊着：“美国佬，滚回去！”
很快，我就学会了受用美国的个人自由。我开始感到乐趣。学习很顺利，我甚至有时间去学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们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为怪了。每天都有点滴的意外小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