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下组织的武装团伙在乡间肆虐。这些游击队随意开枪，毫无顾忌地杀人，在每个村子我们都碰到倒毙在路中间、吊死在树上或被枪杀倒在墙边的尸体。乡间到处散布着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当地的社区负责人大多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邻居家里或住到坦盖尔城的旅馆里。整个地区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秩序。
我们，一个羽翼未丰的银行试验规划，面对流血和杀戮，能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为新招募的那些要独自在偏远的村庄工作生活的分行经理与银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深感担忧。更糟的是，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是有极端倾向的年轻学生，他们很容易受到武装的左倾游击队的影响。（我们过后发现，事实上，一些工作人员在开始为我们工作之前，一直都是“人民军队”的活跃分子。）
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稍微动一下都会使人筋疲力尽。白天，路上空无一人，人们站在树下，祈祷来一场突然的夏日暴风雨。我们经过的村子十分凄凉，人们极度贫苦消瘦，于是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这是人们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在那些允许我们使用的银行分行，职员们因为工作负担被加重而对我们愤愤然。他们无数次地拒绝提供服务或是和我们找别扭。有一次，情况恶化到那种地步：我们自己的一个员工用枪瞄准了一个当地的商业银行经理，威胁说，如果再不拨给格莱珉的贷款者更多贷款就当时杀死他。我们不得不解雇了那个工作人员。受到威胁的经理要求调回达卡，那件事使得我们和那家银行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尽可能地自己多做工作，而没有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结果发现，那些前“人民军队”分子都是出色的工作人员。这些地下斗士们都很年轻（通常是 18 到 20 岁），工作努力，有奉献精神。他们曾经想用枪和革命解放这个国家，现在，他们又在同样的村庄里奔走着，向一无所有的人们推广小额贷款。他们需要一个事业来为之奋斗，我们将他们的精力引导到更有建设性的事业上，而非恐怖主义。只要他们放下枪，我们就很高兴地雇用他们作为银行工作人员。
一开始，只有乔布拉村的几个骨干人员和我同来：我的年轻同事阿萨德、迪帕尔和谢赫阿布杜德戴杨（Sheikh Abdud Daiyan）。
随后，当情势比较安全以后，我将同在乔布拉村工作过的两个女同事也带来了：努加罕和詹娜。我搬到一个还没完工的建筑里，我住三层的小房间，工人们仍在我周围工作着。在拉马丹期间，我打破了每日的斋戒，吃传统的清淡的伊夫塔（ iftar）晚餐：用糖和碾碎的椰子腌甜的碎米（ chira），用红辣椒炸过的鸡豆，芒果片，还有撒上绿辣椒和洋葱的炸过后磨碎的兰豆（lentils）。
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卫生间。白天我需要方便的时候，不得不去打扰我的邻居。在最初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当地人的慷慨使我保持高昂的情绪。夜晚，经常会有一个住在邻近破茅草屋里的老人给我端来pantabhat，那是将剩米饭泡在水里发酵，浇上炸辣椒、生洋葱，再加上剩菜。但是格莱珉有规矩，不得接受任何贷款者或村民的食物或礼物。我只得很不情愿地谢绝了他送来的食物。
我的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必须在达卡中央银行的每月例会上进行复审。例会由参与这一试验的各银行所有董事经理参加，这是一个迟缓拖沓的过程。例如，我们在第 37 号决议上浪费了两个小时，就是否该给银行工作人员配备手电筒以便其在乡间走夜路而争论不休。一个董事经理认为，孟加拉的乡村生活不应该被手电筒的输入而“毁坏”，他想要我们的银行工作者使用老式的灯笼和煤油灯。与那些不断指责格莱珉改变了孟加拉乡村的社会根源的社会人类学家一样，这位银行家不愿允许引入任何听上去非传统的东西。富足总是带来变化，这又能算得了什么障碍呢？我为能带来变化而不遗余力。如果那个董事经理生活在坦盖尔和吉大港最穷的村子里的话，他也会全力那样做的。
1980 年 3 月，我在达卡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再婚仪式。我和薇拉的婚姻几年以前就结束了。1977 年 3 月在生下我们的女儿莫尼卡不久，薇拉决意离开孟加拉，她说，这不是一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虽然我们仍然彼此相爱，但就是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定居达成一致。薇拉拒绝留下来，而我无法放弃孟加拉。我们非常悲伤地协定在那年 12月离婚了。与来自和我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薇拉相对照，阿芙罗兹贝格姆（A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