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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多边捐助者的扶贫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举我在菲律宾的内格罗斯岛（Negros Island）的经历为例。1989 年，为了应付岛上不断加剧的儿童营养不良，启动了一个名为“完善”
（Dungganon）的格莱珉复制项目。几年以后，“完善”项目的创建者塞西尔德尔卡斯蒂略（Cecile del Castillo）博士为了扩展她的项目向联合国的一个机构申请款项。那个机构于是派了四个使团来对她的提议进行调查，在机票、食宿和专家费用等方面花了成千上万美元，然而，由于复杂的官僚原因，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得到一分钱。
换言之，专家审查花费了将近五年时间并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而岛上那些贫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笔由这个机构所援助的小额贷款。我忍不住评论道，如果那个内格罗斯项目能得到等同于联合国使团的花费的款项的话，就够援助好几百个贫困家庭了。
咨询业的兴起严重地误导了国际捐助机构，形成了一种假设，即接受捐助的国家在确认、准备和项目实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
捐助者和顾问们对所援助的国家颐指气使，那些顾问甚至常常会扼杀受援国家的能动性。这些受援国家的官员与学者会迅速认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数字，尽管他们很清楚那些数字并不正确。
当格莱珉在 1986 年向世界银行清楚地表明不会听任其干涉我们经营的立场之后，该银行决定试图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额贷款组织，采用我们的方法并结合其他一些小额贷款项目的方法。我认为那是完全不实际的打算。最终，孟加拉政府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提议，但是世界银行并没有从这件事中汲取教训。反之，它将被拒建议书中的“孟加拉”涂掉，转手又把它提交给了斯里兰卡政府。
与世界银行之间的令人不快的交往经历，促使我尽可能地去了解其他发展机构。我越来越清楚地观察到，多边援助机构有大把可发放的钱，在各个国家发放的数额都由官员们来决定，官员们发放出去的钱越多，他们作为贷款官员得到的评级就越高。因此，捐助机构里的年轻而有野心的官员们会选择一些价钱最大的项目。随着巨额的款项的移动，他们的名字也在升迁的阶梯上向上移动。
在我这一行里，我经常目睹捐助机构的官员们在孟加拉不顾一切地将大笔大笔的钱发放出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几乎会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直接或间接地贿赂政府官员。例如，他们会去租住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昂贵的新房子，或是打着官方研讨班和会议为幌子，邀请官员们参加海外诱惑之旅。顾问、供应商和潜在的承包人则常常为这个贿赂机制提供方便，说到底，他们是捐助者资助的项目的最大受益者。
据孟加拉的一个研究机构估计，在过去二十六年内所接受的三百多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中，75％并没有用在孟加拉，而是被花费在设备、用品和来自捐助国本身的顾问身上。大多数富有国家的外援预算主要用于安置本国人就业和销售本国的商品，扶贫只不过是一件顺便捎带的事。用在孟加拉的那 25％，通常是直接进了当地的供应商、承包人、顾问与专家这一小撮人的腰包。这些钱大部分都被这些精英用来购买外国制造的消费品，根本无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或劳工阶层。人们普遍认为，捐款的大部分最后都变成了那些帮助做出采购决策和签订合同的官员与政客们的酬金。
所有受援国家的情况都大致相同，其援助的总额为一年 500 亿到550 亿美元。援助的项目制造出大量的官僚机构，它们很快就变得腐败、低效、亏损累累。当今世界所鼓吹和倡导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企业的优越性，而援助款项仍源源扩充着政府的花费，往往与市场经济的利益相悖。
大部分外援资金都被用于建造公路，桥梁等等，意在“以长远利益”帮助穷人。然而，得到此类援助绝大部分利益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富人。在穷人变得更穷的同时，外援却成了一种对权势者的慈善。如果援助欲对赤贫者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就必须重新制定其路线，方能使其更直接地送达穷人家中。
我相信，必须设计一整套具有新目标的全新扶贫方法。事实上，所有开发援助都应以直接消除贫困为目标。开发应被视作一个人权问题，而不仅只是一个增加 GNP 的问题。在国家经济好转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