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努尔哈赤从界几率领八旗士卒出征，两月之间，捉了介赛，攻陷了铁岭，灭亡了叶赫，为向辽沈进军打下良好基础。
因此，界几城，是努尔哈赤向明朝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哨阵地。
努尔哈赤在界凡城居住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又移居于萨尔浒山城。
萨尔浒城在界凡西边十里处，努尔哈赤在这里居住不到半年，就攻陷了沈阳、辽阳。
辽沈之战刚结束，努尔哈赤就决定迁都辽阳。当他征询诸贝勒、大臣们的意见时，这些因循保守、满足于抢掠、不图进取的将领们，都表示不愿意迁都。
当时，努尔哈赤以其远见卓识、苦口婆心，终于说服了他们，便把都城迁到辽阳。
不久，那些贝勒、大臣、将领的家属，也都来到辽阳，后金的军民也都一批批地迁来辽沈地区。
一年之后，努尔哈赤感到辽阳城年久失修，城墙倒塌严重，而且此城过大，不宜防守。因此，又决定在辽阳城以东的太子河畔，另筑新城，当作都城，被称作东京。
一向深谋远虑的努尔哈赤，通过实地考查与观察，发现沈阳的战略地位更比辽阳优越。于是，他又当机立断，决定将都城迁到沈阳。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将再次迁都的想法，告诉了诸贝勒、大臣们。他们对此很不理解，认为放弃正在修建的东京城很可惜。当时，以大贝勒代善为首的诸王、大臣纷纷劝阻说：“再次迁都，必然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老百姓怎么承受得了？”
努尔哈赤向大家解释说：“沈阳交通便利，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如果从沈阳出兵攻打明朝，从都尔鼻（今辽宁省彰武县）渡辽河，路直又近。若向北攻打蒙古，不过两、三天的路程。若是向南攻打朝鲜，从清河路走，非常便利。”
“根据以上有利条件，朕再三考虑，国都仍应迁到沈阳更为合适。”
其实，根据当时的形势看，后金国占有的土地成倍地扩大，南至鸭绿江，与朝鲜相邻；北到嫩江，与蒙古接壤；西过辽河，与明朝对峙。因此，后金正处于这三股势力的包围之中。
既然努尔哈赤把夺取明朝的天下，作为自己的“射天之志”，那么沈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这一远大政治目标的形胜之地了。
于是，努尔哈赤决心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再次迁都。天启五年（1625年，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来沈阳又叫盛京。他让八旗士卒都驻扎在沈阳城里，又招募良工巧匠，对沈阳城重加修筑，建造宫殿，把沈阳城开了四门：中置大政殿，又名笃恭殿。前殿名崇政殿，后殿名清宁宫；东有翔凤楼，西有飞龙阁。又盖了十工亭等，楼台掩映，金碧辉煌，虽是塞外都城，不亚大明京阙。
不久，努尔哈赤带着六宫后妃，满朝文武，一齐来到沈阳，住进宫里，便终日与乌拉、纳喇氏饮酒作乐。大贝勒代善与众弟兄十几个，不是打猎，便是练武。这且不提。
且说广宁失守之后，明朝上下一片惊慌，恐惧更甚于丧失辽、沈之时。
明熹宗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军队败得如此之惨！似乎他已感到那龙椅已受到强烈的震动！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明朝毕竟已立国二百多年，它的根基仍是牢固着哪。
皇帝一声令下，从各地又能很快地集结起庞大的军队，战略物资也会源源不断地运来。
经过文武大臣共议，决定征调各地兵马，对山海关进行全力固守。
那辽东经略一职，几经筛选，后经大臣们集体推荐，再任王在晋为兵部尚书，经略辽东。
且说王在晋到山海关上任后，拿不出像样方略，却又老调重弹，提出“堵隘抚赏”的战略方针。
所谓“抚”，就是让明朝皇帝拿出大把的金银，来收买蒙古；所谓“赏”，就是指望用蒙古的力量，来对抗后金。
所谓“堵隘”，就是在山海外，再修一座关城，以此护卫山海关。
但是，王在晋的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他的部将袁崇焕和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多次劝阻，王在晋仍旧不听。袁崇焕说：“大明自建立以后，蒙古一直与它对立，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好时，只是谈和，关系很不稳定。想利用蒙古去打后金，等于嘴上抹石灰——白说！”
孙元化说得更有力：“当年马林守开原时，收买过蒙古的宰麦等，还签了约哩。结果，后金军队来打开原时，他们却帮助后金。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