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军队，甚至无所顾及，率领八旗士卒，直抵宁远城下。
努尔哈赤的八旗士卒，只善于平原，旷野拼杀，不善于攻坚拔城。
战前，他又被袁崇焕“偃旗息鼓”的迷惑战术所蒙骗，认为宁远城防守松驰，明军胆怯。
而袁崇焕在“敌诱不出战”思想指导下，实行“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坚守城池，用威力强大的炮弹轰击，使后金兵马于东西南北四面受击，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交战不久，努尔哈赤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以致兵马损伤惨重，连他自己也身负重伤。
由于轻敌而不察战机，不选择天时，又不顾天寒地冻，强行攻城，更增加了失败的因素。
后金攻下辽沈之后，努尔哈赤实行屠杀和奴役广大汉族人民的政策，在汉族人民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致辽东汉民对后金政权，既怀着恐惧心理，又深藏着仇视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振臂一呼，宁远城里老百姓衷心拥护。他们兵民一心，同仇敌忾，再加上袁崇焕指挥若定，临战不慌，又借助大炮的威力，使后金兵马攻城失败，努尔哈赤不得不退兵沈阳。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但是，对于常打胜仗，并享有很高威望的努尔哈赤来说，宁远之败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大半生的战斗经历，一系列的胜利纪录，后金的迅猛发展，已在这位常胜将军的思想上，培植了一种不可战胜的信念，而一巳遭受意想不到的失败时，他就变得垂头丧气。
人马的损失，在努尔哈赤看来并不重要，最痛心的是一世的英名，由于宁远的失败而受到损害。
努尔哈赤感到自己不可侵犯的自尊心，受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意外撞击。加上他在指挥攻城时，身负重伤，内心实在难以平静。
养伤三十多天，真是烦恼极了。他愤恨，懊丧，陷入长时间的苦闷之中。
这时，他对于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也大生怀疑，深深地陷入反躬自省当中。他思前想后，对自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是俺贪图安逸，倦怠懒惰，不留心治国吗？
是国势安危，民情甘苦，俺不省察吗？
那些战功卓著，为人耿直的人，是俺没有对他们重用吗？
在自己众多的儿子中，真有像俺这样舍生忘死、尽心为国的吗？
大臣们都能吃苦耐劳、勤勉于政事吗？
努尔哈赤又想到了蒙古、明朝等，周围各国的情形。各种问题，一时都涌上了心头，使他终日心绪不宁。昼思夜虑，却不得其解。
他希望能有一个启迪自己心灵的人，来开导自己，以排除内心的苦闷。
正当努尔哈赤思虑宁远兵败，反省治国得失时，忽然得到蒙古喀尔喀巴林部，背弃与后金的盟约，同明朝和好的消息。
于是，努尔哈赤为了转移和排除宁远兵败的苦闷，鼓舞士气，把广大将士的不满引向蒙古。便以巴林部背弃“若征明与之同征，和则与之同和”的盟誓，兴师问罪。
天启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开众贝勒、大臣们开会。他在会上向大家说：“蒙古各部就像天上的云一样。云集聚起来，必然‘致雨’。蒙古各部若是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必然‘成兵’。咱们要乘蒙古各部分散的时机，尽快消灭蒙古各部中反对咱的势力。为将来攻打明朝，消除身后之患。”
四贝勒皇太极说道：“在蒙古的喀尔喀各部中，反对咱大金制度最坚决的是巴林部的囊奴克。先消灭了这个囊奴克，其他各部便可以各个击破。”
二贝勒阿敏说：“他们以骑兵见长，采取突袭办法，让他们想跑也来不及才好。”
军师范文程说道：“陛下的伤势稍好一些，还是不要亲去蒙古吧？让几个大贝勒去，就可以了。”
努尔哈赤说道：“伤已基本好了。俺不去，放不下心来，还是去吧！”
四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在伤势稍好一些的情况下，坚持亲自率领众贝勒，领了两万精锐骑兵，出征蒙古。
初五日，后金大军到达十方寺，悄悄地渡过辽河，安营扎寨。
初七日，分兵八路向囊奴克驻牧的地方急驰而去。
担任前锋的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以及阿济格、硕托等贝勒，带领队伍，猝然赶到囊奴克寨子。
这囊奴克的寨子，其实只是用土垒个圈堤，怎能挡得住后金的骑兵？
囊奴克事先又不知消息，没有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