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8岁的李秀英是一个军队技师的新婚妻子。当政府撤离首都时，他的丈夫坐在一列塞满中国士兵的火车车厢顶上离开了南京。李秀英由于已怀有7个月的身孕，不便乘坐拥挤的火车而被留在了南京。
像许多留在南京的其他中国老百姓一样，李秀英和他的父亲很快住进了有外国人防守的安全区。他们躲在已经被改成难民营地的一所小学校的地下室里。但是这个难民营像安全区中的其它难民营一样，同样是日本人不断搜查和袭击的目标。12月18日，一群日本兵闯了进来，把年轻的男人们拖出了学校。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回来拖妇女。李非常害怕日本人对怀孕的妇女可能施以的暴行，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打算自杀，便把自己的头猛地向地下室的墙上撞去。
当她苏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地下室的一张小帆布床上。日本人己经走了，但带走了几个年轻妇女。她躺在这帆布床上，恍惚之中一幅幅可怕的图景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如果她跑出这座楼房，她可能被日本人抓住。但是如果她待在这儿什么也不干，他们也可能回来找她。李秀英决定待在这儿。如果日本人不再回来，一切都好，如果他们回来了，那她将与他们拼斗到死。她对自己说，她宁可去死，也不能被日本人强奸。
不久她就听到三个日本兵下楼梯的脚步声。其中的两个人拼命抓住两个尖叫着的妇女并把她们拖了出去，另一个人死盯着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李秀英。有人告诉他李有病，于是他就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踢到走廊上作为回答。
那个日本兵慢慢地来回踱着步，想对李秀英作出判断。突然——在这个日本兵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李采取了行动。她从床上跳起来，从日本兵的腰带上抽出军刀并飞速靠在墙上。“他惊呆了，”李回忆道，“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个妇女还会反击。”那个日本兵抓住了她拿刀的手腕，但李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并用力猛咬他的胳膊。尽管那个日本兵全副武装，而李只穿了使她运动不便的棉旗袍，但是她却迸行着顽强的搏斗。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直到那个日本兵发现自己打败了并尖叫救命。
其他士兵冲进来，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用刺刀对李秀英猛刺，但因为有另一个日本兵的妨碍，他们没能刺到李秀英。由于李的对手又矮又小，所以李能够完全把他提起来当一个盾牌以抵挡另两个日本兵的攻击。但后来那两个日本兵用刺刀对准她的头部刺去，刺刀滑破了她的脸，打掉了她的牙。她的嘴里全是血，她把血吐到日本兵的眼睛里。“墙上，地上，床上，到处都是鲜血。”李回忆道，“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怕，我狂怒起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和他们拼了，并杀死他们。”最后，一个日本兵把刺刀刺入了她的腹部，李眼前一黑，昏死过去了。
那些日本兵以为她已经死了，丢下她走了，当她被抬到父亲面前，父亲发现她已没有了呼吸，便认为她已经死去。他叫人把女儿抬到学校后面并打算挖个坑把她埋葬。幸运的是下葬前有人注意到李仍然在呼吸，并从她的嘴里流出了血水泡沫。朋友们很快把李秀英送进了金陵大学医学院，在那里医生们缝合了她的37处刀伤。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李秀英奋力与日本兵搏斗的事迹传到他丈夫的耳朵里，他立刻向军队请了3个月的假，借钱回到了南京。1938年8月，当他返回家中，他发现妻子红肿的脸上伤痕累累，头发已被剪光，刚刚长出鬃毛般的短发。
在以后的一生中，李秀英一直忍受着那些刀伤给她带来的痛苦和难堪。在坏天气里或在生病的时候，鼻涕便会从鼻子旁边的豁口处流出来，眼泪也直往下流（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她的眼白，但她却没有失明。）她每次照镜子，看到那些刀痕，就会想起1938年12月19日那可怕的一天。“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当我在南京她的家中访问她时，她对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脸上的这些刀痕是明显而可怕的。”
李秀英认为，她的个性和她那独特的家庭背景都给了她反抗日本人的勇气。一般中国的妇女从小受到的典型教育就是应当柔顺服从，但李秀英与她们不同，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使李不得不在一个坚强的军人家庭的男人们中间长大。她的父亲、哥哥和叔叔都是军人或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她长成了一个男孩子气的姑娘。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脾气就很急躁，所以她父亲不敢教她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