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自己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数宇——大约35。5万人。尽管他们的数字在所有对死亡总数的估计中已经是很高的了，但他们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际死亡人数是远远超过他们能从档案中发现的数字的。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在现有的统计数字中可能存在相当大量的重复计算，他们指出，例如。许多被日本人倒进河里的尸体被冲到岸上，并被再一次埋葬，于是在清点尸体数字时就被算了两次。但是尹和史拒绝考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任何被冲到岸上的尸体将被埋在河流附近，而不可能被埋到远离这条河的什么地方，而根据他们的调查研究，大多数掩埋地是距长江岸边几英里的地方。他们争辨说，把那些因风吹日晒已腐烂的尸体运送到丘陵、大山或田野里去掩埋是违背常理的。而且，尹和史通过对幸存者的采访还发现，那些遭强奸后被杀害的遇难者的家庭成员通常立刻就把死者埋葬了，并没有向当局报告。由于他们的研究得出的一系列数字只是来自集体屠杀的报告——而没有来自个人的、任意被屠杀的数字——所以尹和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总数很可能达40万人之多。
甚至在日本方面也存在着无可否认的证据，这个证据使日本人自己也认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死亡的总数可能高达30万人。这个证据之所以十分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由日本人自己统计的，而且因为它是在大屠杀的第一个月被统计出来的，当时的屠杀已远不如前。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约他在华盛据特区的朋友发出了下面的电报，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并于1938年2月1日译成了英文：
自几天前回到上海之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施暴行的报告。根据可靠的目击者的口头叙述以及一些可靠人士的信件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日本军队的行为方式以及继续采取的行为方式，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是5世纪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因血腥征服而被称为“上帝之鞭”，意为“天罚”一译注）和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杀，许多杀人方式是蓄意的和极其残忍的。
有人试图提出，如果蒋介石在11月政府撤离时就拉出他的军队，而把一座无防御的城市留在后面，那么或许就能避免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只要稍作思考就能看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在日本人向南京逼近的战争途中，他们已经有计划地摧毁了整座整座的村庄和城市，并到处都在施以同样的暴行。很明显，他们井不需要来自中国人对他们行动的挑衅。我们所能肯定说的只是一座缺少中国士兵的城市将至少使日本人无法提出这样的借口，即他们连续的杀人是因为需要除掉隐藏在老百姓当中的士兵。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将改变日本人的行为。
还有人尝试提出，如果蒋介石不下达那个无意义的在紧要关头撤离南京的命令，而是坚持抗战到最后一个人去保卫这座城市，那么南京城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对这种说法我们也必须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对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装备，受过更好的训练，他们早晚会打败中国的部队。但是一场长期持久的运用游击战术的斗争将挫败日军的士气，并激昂中国军队的斗志。即使没有别的作用，这种战略战术也将使更多的日军在与中国人的战斗中被消灭，而且只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们对中国士兵的狂妄骄横之气。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历史上的每场战争中，总会出现某些不平凡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给那些受战争迫害的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美国教友派的信徒们曾释放了属于自已的奴隶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地下铁路”。在二战期间的欧洲，纳粹分子奥斯卡·辛德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营救出1200名犹太人，还有瑞典外交官拉乌尔·沃伦伯格以发放假护照的方式解救了10万多名犹太人。又有谁能忘记吉甫夫人这位奥地利妇女和她的伙伴们曾将小安妮·弗兰克一家藏在阿姆斯特丹城内一幢房屋的顶楼上，以躲避德国人的搜捕。
黑暗的年代往往使人们麻木不仁，但是仍有极少数人，出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原因，不顾所有的警告去从事在正常年代中连他们本人都无法相信自已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南京暴行这样一场恐怖中，试图谈论这个如此鲜明而引人注目的话题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话，那么他无疑会将目光集中于一小批美国人和欧洲人身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日本侵略者，并且从几乎难以幸免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援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