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写道，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一位名叫哈茨的德国人试图解救一个被喝醉酒的日本兵刺伤喉咙的中国人时，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了自卫，但是克勒洛尔则显然是被捆住了后遭到殴打。
——安全区最终安置了20万到30万名难民——几乎占了留在城里的人口的一半。
根据后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可看出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统计数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杀前离开了南京。而大约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时，60万到70万中国难民、当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万人）被杀。
“如果说在大屠杀最猖狂时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区，那么另一半人——几乎是每一个未能进入安全区的人——大概都惨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么
关于南京的暴行，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事态发展的同时，全球公众就不断地得到大屠杀的消息。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大批住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报道了日本飞行员对南京的空中轰炸。12月初日本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都城时，记者几乎每天都提供有关战争进行情况、最后时刻的撤离和建立国际安全区的清晰的报道。令人惊愕的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日本报章刊载了把中国人驱拢起来枪决、成堆成堆的尸首在河边等候销毁、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戮竞赛的照片，甚至还有记者对日本人屠杀骇人听闻的评述。
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之前，屠杀的最初几天令日本政府极其得意。在日本，人们听到攻陷南京的消息后，举国欢庆。东京制作特别的南京面条餐，而日本全国儿童提着圆形的燃烛纸灯笼参加夜晚的游行，以象征上升着的太阳的优势。只是在帕奈号船沉没和大肆屠杀南京市民遭到国际上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赶紧试图掩盖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用宣传取代这些消息。由于几个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不久便面对一个绝大的丑闻。
美国记者
当时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3位美国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这3人都生性好冒险。德丁是一个来自休斯敦的29岁的记者。为了免费坐船从美国去中国，他曾在一艘货轮上擦洗甲板和清洗绞车。一到上海，他先为一家英文日报工作，不久便转为《纽约时报》报道中日战争。斯蒂尔是位资历较深的记者，曾报道过日本侵占满洲和亚洲战争的扩大。麦克丹尼尔也许是3人中胆子最大的一个：在屠杀之前，他曾开车穿越乡下的战线，差一点在其“寻找战争”的调查中被炮弹炸死。
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屠杀开始仅仅几天之后离去，但在逗留南京的短时间内，他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仅撰写饶有兴味的报道，由美国各家最负盛名的大报登载在显著的位置上，而且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努力拯救生命。
南京的暴行迫使记者脱离其作为中立观察者的正常角色，而成为这出战争惨剧的正式参与者。有时他们去保护中国公民免遭日本侵略者之害，从而成为他们自己报道的主角。例如，C。耶茨·麦克丹尼尔承担起保护美国大使馆中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大屠杀期间，他们多数害怕得甚至不肯出屋去取水，而麦克丹尼尔则花费大量时间打满一桶桶井水，费力地运回使馆给这些雇员喝。他努力帮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领回来的常常只是他们的遗体），还要赶走那些试图冲进使馆的日本兵。
记者们甚至试图去救助那些显然无法挽救的人，即使仅仅是为了去安慰这些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的人们。在大屠杀期间，德丁遇到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中国兵，他的下巴被炸飞了，身体淌着血。德丁上前握住了士兵伸出的手。几年后德丁回忆道：“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去哪里或该做些什么，”所以，我只是愚蠢地决定要做点什么。我只是放了一张5美元的纸币在他手中。当然，对他毫无用处，但无论如何，不知怎的我有一种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12月15日，多数记者离开南京去上海发送他们的报道。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是可怖的。在去码头的路上，在水西门下，记者确确实实不得不开车碾过几英尺的尸体，狗已经开始啃啮这些尸首。后来，在等船的时候，他们看到日本军人把1，OOO名中国男子排成行，强迫他们一小组一小组地跪下，并挨个地朝他们脑后开枪。在杀人的时刻，一些日本人又笑又抽烟，就像这整个场面给了他们莫大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