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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1907。12—1913。5
（1）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9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77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47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35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里奥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璜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个时期。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