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2）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