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5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稠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中，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这样，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11月8日凌晨3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是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叠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作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咖啡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胆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9时整，埃塞要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