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在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3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作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3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4）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