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精气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数字的主意，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10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10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1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2）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看，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将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即“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能制服双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部；9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共有9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他还将堤埃希大街的房东赖舍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已21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