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希特勒不常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的工作方法是毫无系统的。他可能“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但还没有坐下，“又像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仓促地把事办完，然后便会“来上一小时的长篇大论”。
他喜欢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时间。那里有张“元首”台，上边挂着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厦”里坐办公室的生活对他是不适合的。他的欲望是动，是为自己和为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进行高级谈话。1931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艰巨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所致。党的发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部门也膨胀起来。其结果是，各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头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要守法之说不以为然。他们常将暴力传统引为自豪，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贴耳。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心里想的是社会主义，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具有革命热情——这正是使元首难堪的。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意见不和；前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他却坚持己见，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首先闹别扭的是罗姆上尉。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和，自愿流放到南美去了；后来是普腓弗·萨洛门——他也提出要加强冲锋队的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领导之间的不和使下边的士兵也产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们挨饿，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殴斗中，常常受伤或被逮捕。他们不愿只为党的集会站岗放哨，在他们的7条要求中，包括增加经费的合理要求，被戈培尔否决后，这一支部队气得发疯，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部。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后，叛乱才告平息。在武装的冲锋队员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点，号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亲那样，又是恳求，又是许诺，又是斥责。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7项要求，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处理，号召人们忠诚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卫军的总指挥。这一宣布博得了党卫军的高声喝彩，同时也象征着这次短暂的叛乱业已结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承担这一职务。时至1931年初，党卫军仍缺乏有效的领导。1月4日，党宣布，罗姆上尉（新近才从玻利维亚召回，在那里，他曾协助共和国与巴拉圭作战）将出任党卫军的参谋长。由于希特勒同意让罗姆在拥有6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部自由行事，他才答应返回德国。在同意暂时将冲锋队只作为受纪律约束的游行部队后，这位能干的组织家和干练的领袖便着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卫军。
然而，效能并不是解决积怨已久的组织的灵丹妙药。不久，首都便酝酿着另一次严重的叛乱。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基本依然如故。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令他们的领导人瓦尔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知识”而不是“人事”为基础。他公开抱怨说，希特勒“每隔几个月便改变主意，发布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迷惑不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却又不可抗拒地倾向元首。
1931年2月20日，在希特勒下令冲锋队和党卫军停止在街头殴打赤色分子和犹太人后，这个问题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们为何伤心和愤怒”，他对褐衫党徒说，“但你们绝不可携带武器。”他们不满地嘟囔不休，却未采取行动，及至次月希特勒屈从于魏玛政府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未来的集会必须获警方批准后方得举行时，斯登尼斯才谴责这一向当局投降的行动，并于3月31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反对希特勒。
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内讧而又能解决问题，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色大厦”里担任案头工作。斯登尼斯拒绝前来。于是，希特勒便将冲锋队倾泻在叛军头上。不到24小时，公开抵抗便结束了——这是一次弱不禁风的叛乱。斯登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谁跟我一起走，谁就会遇到艰难困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跟随希特勒，因为我们不想将国家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