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3）
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3月3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充电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25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10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末，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胁，银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100万马克（约值25万美元），I·G·法本的代表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广场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嚎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政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4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犹太人喷火，讲演4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而且还支持他的新政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43。9％，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