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臃肿，希特勒并不高兴，于是，他便于5月1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党申请。
这也标志着他攻击工会的开始。他宣布那天为“国家劳动节”，并把它作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团结节日加以庆祝。当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召开了大型群众集会，参加者有数万名工人和劳工领袖。他们倾听元首阐述劳工之尊严和国家团结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灯光外，其余全部熄灭；听众诚惶诚恐，鸦雀无声。他虽泛泛而谈，但其热情却是如此感人，以致在他结束讲演时，工人们热烈欢呼，似乎他已将世界许给了他们似的。工人们还未从他的语言魔力中苏醒过来便在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众人的热情刚刚消失，天空又出现了礼花。“这真是个勇敢的、壮丽的节目”，法国大使回忆道，“离开会场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客人都坚信，一阵和解协调的浪潮已席卷了整个第三帝国。”
次日，在警察的协助下，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全国占领了工会的办公室。昨天还保证支持新政府的劳工领袖。今天却在家里被捕；工会的档案和银行存款全部被没收，劳工的报纸也被封闭。至傍晚，有组织的劳工工会便在全德国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劳工们保证，在新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下，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日子也会更富裕。没有起义，也未出现有组织的抗议；至月底，庞大的劳动大军便在卍字旗后边乖乖地前进。他们阵脚未乱便从红变褐。
成功并未使希特勒过激。希特勒变得小心谨慎，使党内的激进分子摸不着头脑。这点，可在5月中旬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说，总统建议让美国介入欧洲关系以作为和平的保证，德国对此可能表示欢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战的要求消失了。“德国政府希望与其它国家的所有困难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德国深知，欧洲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相比，牺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希特勒对总统果断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钦佩的。）“我同情罗斯福先生”，两月后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因为他敢于超越国会走廊和国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标挺进。”希特勒接着说，他本人是欧洲唯一敢于表示“谅解罗斯福总统的动机和方法”的领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党的人才敢于如此彻底地改变方向。“在我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讲中，这篇是最好的”，罗茨纳给他的孩子们写道。“我常常不解，为何纳粹能一举将其反对派铲除——例如施特莱斯曼和勃鲁宁——而他又敢发表那样一篇抚慰的讲话！反正，这是有关专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们便如羔羊一样驯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毕苏斯基（*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将军及政治家；1918—1922任波兰总统，1926—1928及1930任波兰总理——译注）。因为他们清楚，要在国内巩固*？政权，麻烦是很多的，由此，在与外国来往时，凡像是麻烦的事情，他们都设法避免之。很明显，希特勒并不想要战争。”
这篇演讲不但抚慰了西方，而且也进一步向兴登堡证明，新总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时，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讨好老头子了。对老头子，他既彬彬有礼又谦顺可恭；他的论点之力量和逻辑，已把老头子对他不相任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抹掉了。“不到三个星期”，希特勒回忆说，“由于我们进展极快，他对我已像慈父一般亲切。”
由于兴登堡已在他之影响之下，在逐步掌握全权的道路上，他已没有什么阻碍了。到初夏，一系列新的法令已确定了纳粹党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根据旨在“维护无法解决的血汗关系”的农场限制继承法，首先屈服的是农业组织。结合“以种族为基础的”定居政策，这就为希特勒在征服东部地区后，用只准日耳曼人定居的办法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当政府通过在国社党的地区和州政权（不适宜地称作《帝国营养地产》）领导下的农民政治组织，牢牢地控制这块土地时，希特勒本人则致力于征服德国的经济。5月3日，《帝国地产贸易与手工业法》得以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它便起到了“德国工商会”的作用。更有意义的是，6月1日成立了“德国商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会”，使工业界和纳粹党双双受益。这样，由于控制了市场和价格政策又有组织管理，德国的工业便走上了对政府完全奴颜卑膝的道路。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采取下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消灭政敌。共产党早已被消灭；6月22日，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理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