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要不是在异想天开，就是对涡旋在他周围的阴谋一无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阴谋便升了级。次日上午，6月29日，星期五，他令普鲁士警察部队和忠于元首的党卫军卫队处于戒备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为依据，将普鲁士之权力揽于一身，将西里西亚之权力授于冲锋队东南区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领袖，解除冲锋队司令部所有卫兵的武装并占领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时，军队总戒备令业已生效，但许多高级将领仍不相信罗姆有叛乱的企图。当日上午，有个军官飞往柏林，当面向参谋总长冯·弗立普陈述了这一看法。这个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他当着在场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面对弗立普说，西里西亚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证，褐衫党的行动准备不外乎是针对军队反对他们的戒备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克莱施特坚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莱——在挑动冲锋队和军队，令他们互相厮杀。弗立普深表关切，立刻把军队办公室主任冯·莱希瑙将军召来——早在1933年前莱希瑙就是个忠诚的纳粹。他文质彬彬，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戴着永不离身的单眼镜，举止永远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莱施特的陈述后说：“这可能是真的，但为时已晚。”
此时，通过军队的渠道，新的证据——无非是谣传，假报告和篡改过的文件——像潮水般涌来，以使这些起了疑心的汤玛斯（耶稣第十二个门徒——译注）相信，起义得手后，罗姆将处决从弗立普算起的所有高级将领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捏造的处决名单，被传来传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一起文单，加重了这个幻影。他宣布，军队忠诚地支持总理。
假使罗姆读了这篇文章，很明显，他也未认识到这是对他本人进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维塞的良辰美景中，对冲锋队要员之光临他的公寓，他还若无其事地——施礼问候，对当天上午之与元首会晤还深表满意。当战时的一位老同志现在的一位将军警告他，军队若不向叛乱的冲锋队开枪，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时，他仍泰然自若。罗姆当晚的举止绝不是一个叛乱者的举止。在懒洋洋地玩完“塔洛克”（这是巴伐利亚的一种纸牌，由3人共玩）后，医生给他打了一支神经镇痛针，他便准备安睡。
希特勒却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烈森旅馆，希特勒的房间简直成了战斗前夕的军事指挥部，而他却像一个具有首席指挥权却又不果断的将军。午夜前，他令党卫军卫队指挥官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率领两连人马朝巴特维塞进发。片刻后，由于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柏林来的，另一个是慕尼黑来的，计划便急剧地改变了。第一个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希姆莱刚对里宾特洛甫说，“罗姆完蛋了。”）说，柏林的冲锋队准备于下午5时起事，计划占领政府大楼。在通话过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话筒，他便喊道：“这是叛乱！”看来，柏林之冲锋队头子卡尔·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计划前往巴特维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挥叛乱！（他在不来梅，准备作蜜月旅行）。
又来了个电话，打断了元首的连声谴责。电话是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打来的。他说，吵吵闹闹的冲锋队已上了街头，还在高呼“军队反对我们！”（有些部队确实出动了，原因是有个神秘的小册子说：“冲锋队，冲上街头！元首已不再支持我们！”）
希特勒的愤怒变成了惊慌。这就是罗姆叛乱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终于清楚了”，他后来说，“只有一人能反对也必须反对总长（罗姆）。他曾向我表忠，却又自食品言。为此，我就必须找他算账。”
他突然决定：他要前往巴特维塞，亲身去会会“这窝叛徒”。这使他的同志们暗吃一惊。他命他的专机准备起飞，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厅间来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罗姆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3）
希特勒颤抖地爬上三引擎的“容克52”。这是一架临时换上来的飞机，因为原机发生了引擎故障。此时是凌晨2时左右。他一起股坐在位子上，双眼直视漆黑一起的前方。他的新闻主任奥托·狄迪里希“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后来，有个副官让大家把枪上的保险打开，他才略有所悟。
确知内情的卢泽心中想着罗姆。他暗自吟道：
红霞呀，红霞，
您照耀我们早亡，
昨日昂首骑骏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