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德国根本不会与英国发生海上冲突。离开总理府时，雷德尔如释重负，觉得希特勒并不真是要发动战争。毕竟，海军连一艘服役的舰只也没有，陆军和空军也毫无准备。“我们之武装起来，绝不是为了战争，而与英国开战”，他回忆说，“则完全是疯人之举。”
另一方面，牛赖特却对元首的话置信不疑。但是，直到返回办公室后他才真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病倒了，不得不叫医生前来。因受良心的驱驶，不到48小时，牛赖特（后来为此事几次心脏病发作）便把保密的誓言搁在一边，与贝克和弗立契两位将军相会于本德勒大街，商讨诱使希特勒放弃战争计划的方法。两位将军答应尽力而为；若没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必胜权，他们是不想打的。三人一致同意由弗立契再次向元首强调，如发动战争，在军事上是蠢举。然后，牛赖特再与元首辩论政治上的问题。
弗立契确曾于11月9日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会晤结果如何，他虽未曾留下记录，但在当天给他的好友冯·舒茨巴尔男爵夫人的信中说过：“新的难题接踵而来，而在我出发之前又必须解决。我真是精疲力尽了，比你在我外表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几小时后，他便出发前往埃及。他的论点肯定未产生什么效果。希特勒对牛赖特连见都不见。
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希特勒是否言不由衷？是否如同戈林所说，如同勃洛姆堡和雷德尔相信的那样，他是在演戏？或者是，对他之心灵罕见的一瞥？从他的未发表的著作来看，以及从他发表的众多的演说和对生存空间和犹太人的诸多说法来看，他讲的全是真心话。两星期后，他在宗特霍芬又作了一次讲演，同样认真地警告政治学员，若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德国是不能生存的，为达此目的，必须冒险进行战争。
他在那次决定性会议上讲的那一番话虽然不就是战争的蓝图，但它确表明，如果外交威胁失败，他将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即使要冒大险，他也决心发动一次外交战。到1943年时，采用外交讹诈的手段也好，采取一系列的闪电战也好，他必须清除一些较小的、初步的障碍：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波兰和法国。他希望能争取英国中立，若做不到这点，他也要在军事上教训英国，强迫它不要过问大陆上的事情。这样，到1943年时，他便能扫清道路，发动大战——并将首要的敌人俄国打倒。不管如何，他决心走上好战之途。凭着他的赌徒天性，他准备铤而走险，走上早在1938年就计划要走的道路。
（5）
在英国，新任首相对德国作出了更加妥协的姿态。“我们的目标”，上任前夕张伯伦首相写道，“是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政治保证，将问题作一总的解决；如果商谈破裂，我们也要将破裂的原因搞成是德国拒绝我们在政治领域内提出的合理要求。”张伯伦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又很自信。一上任，他便立刻开始将其前任鲍尔温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我认为，既进行武装又与德国和意大利改善关系的双重政治，将引导我们安全地度过难关”。在一封私函中他这样写道，“只要外交部肯大肆宣传。”由于他像总经理一样管理着内阁，制服外交大臣艾登是不成问题的——艾登对是否能在可接受的条款基础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
张伯伦公开宣布愿与德国合作后，德国于那年秋天对其真诚程度作了一次拭探。英国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一份烫金请帖，邀请他参加由帝国狩猎协会主席赫尔曼·戈林在柏林主办的狩猎展览。哈利法克斯是米德尔顿猎犬协会主席，有意应邀；张伯伦也完全赞成，因为德国许下诺言，让哈利法克斯会见希特勒。
他离开英国赴德，意在试探元首是否有可能与之取得谅解。但不幸的是，作为使者，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哈利法克斯虽然为人正直、虔诚而古板，但对德国历史和性格知之甚少，连《我的奋斗》一书也未读过。他觉得戈林“既坦率又有吸引力，像个年纪大的小学生，对自己之所为充满活力和自豪感……他是个现代的罗宾汉，给我们的印象是综合性的：是个电影明晃、盗魁、对财产感兴趣的大地主、首相、党魁和切茨维斯狩猎场的看守人。”他原以为会极端厌恶戈培尔的——结果却不然。“我想，这肯定是我的某种道德缺憾所致，但事实总是事实。”
这些印象，连同柏林人给予他的友好接待（柏林人给他取的外号叫哈拉利法克斯勋爵。哈拉利是德语中的“驷车”！）为他于11月9日上午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做了良好的思想准备。哈利法克斯朝车窗外一瞧，瞥见两条穿黑裤子的腿，误以为是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