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时了，会议体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七八糟。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发言，使施密特无法进行工作。
他坚持，发言者应在会议发言译文宣读后才进行。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看热闹的人们看来，他活像是个正在纠正混乱的课堂秩序的小学校长。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人也纷纷闯进会议室。戈林、弗朗斯瓦·本塞、汉德逊、阿托利科、威兹萨克等人，带着书记、秘书和随从，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围绕主要与会者而坐，而主要与会者则在大壁炉前形成一半圆圈而坐，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高筹码赌注就要揭晓时的赌场一样。
会议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种语言，其余三位会议参与者只能讲各自的语言。他的英语讲得十分吃力，法语讲得像意大利语，德语是否能让人听懂还是个问题，他仍像个首席翻译，像个无秩序的合唱队的指挥——唯我独尊但和气可爱，他用德语向希特勒提问，将回答的要点而不是原话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转告给英法两国代表团。“那天我很开心”，他后来对党卫队上尉多尔曼（他带他前来当译员）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达拉第先生或张伯伦先生身上。这真是个值得凯撒出席的场合。你记得不记得？”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后来，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在讨论——冗长但并不特别刻薄——抵达高潮时，多尔曼被召了出去，有位罩着面纱的神秘女人求见。在哨兵室，他发现此人原来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让希特勒先生“立刻毫无延误”地将会议进行情况告诉她。因为她曾在罗列托的香客教堂向圣母玛丽亚许过愿：若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她会携一支金色的大蜡烛回来。她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要开了。
多尔曼说，此事他不能去问希特勒，问问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还马马虎虎。问他们可不行；她叫他去问无事不晓的希姆莱。
多尔曼无计可施，只好去找帝国元首。“起初，他觉得惊奇，一想又觉得好笑。他授权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证。”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8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休会，先去赴宴，因为讨论还可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施密特却觉得，他们无心思出席宴会。“和平是取得了，但名声却遭到重大损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纳”饭店，法国代表则赶回“四季”旅馆——回去后，他们让人将饭菜送至房间。与此同时，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则在元首大楼用香槟酒和各种佳肴欢庆胜利。
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作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戈林后来对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作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这对我是清楚不过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在3小时内便决定了。他们后来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是‘保证’这个字眼。
张伯伦关注两方；达拉第则对事事都不加注意，他就这样坐着。“（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卧地坐着，脸上还作出厌烦的表情。）”他只不时点头称是，事事都没有一星半点儿反对意见。希特勒竟如此轻易地左右了这件事，这今我惊奇不已。毕竟，他们也很清楚，斯科达公司等，在苏台德开有兵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们摆布……当他建议将苏台德界外的某些军备在占领苏台德后立即搬迁进去时，我原以为会大吵特吵的——但是没有，连斜着看一眼也没有。我们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而且是这样得到的。“（他爽快地弹了一下指头。）
凌晨1时30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条约规定，从10月1日起，苏台德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议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
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由于第一个签字的是他，他发现那个大墨水池是干的，便忙令取个新的来代替。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此情此景，令记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