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了。”
在总理府的“玛赛克厅”里举行的托德的葬礼上，希特勒悲恸已极，致悼词时几乎连话都说不下去。葬礼一结束，他便躲进自己的寓所。过了几天，他好歹恢复平静后，便在体育馆向新近任命的一万名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尉官发表演讲。他脸色严峻，讲到了在俄国所受的灾难，但未谈及详情。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即将奔赴东部战场，从赤色分子的铁蹄下拯救德国和西方文明。这篇演讲感人肺腑，听众中许多人失声痛哭。站在希特勒身旁、被晋升为贴身副官的理查德·舒尔兹也深受感动，竟想亲身参加战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呆在家里，这真是个耻辱。”这些新任尉官原被令不得鼓掌，但是，当希特勒从过道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疯狂地欢呼，许多人还跳上椅子。
对希特勒而言，这阵自发的欢呼真是灵丹妙药，令他振奋，但是，一回到“狼穴”他又精神萎靡不振了，显得既疲惫不堪又面黄肌瘦。四周厚厚的一层大雪加深了他的愁闷。“我历来讨厌雪”，他对他的影子鲍曼说。“鲍曼，你是知道的，我历来讨厌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它是一种预感。”
在读到俄国战场上截至2月20日止的伤亡数字时，希特勒绝望了：死亡199，448人，受伤708，351人，失踪44，342人冻伤112，627人，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神态，重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之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3月1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过去3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他透露，仅在12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1000辆坦克，还有2000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帐了！多叫人宽慰呀！”他之兴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虚伪的了，他又开始吹嘘：“我注意到，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丧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这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的情况相同。”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渐趋完成，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进行另一次致命的荡涤。在军事地区，对犹太人、红军政委们和游击队员们的兜捕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在非军事区，此事进展却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数仍非常庞大，致使罗森堡的工作人员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将占领区人民视为仇敌，而应视为盟友。罗森堡主张分别成立州，给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们的热情支持。但是，他虽然转向自由主义，而他的性格并未同时变得坚强起来。一想到要与元首对垒，他便怕得全身发抖。换一个更坚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效果：要见希特勒，必须通过鲍曼，而鲍曼又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结成了死党。罗森堡派往“狼穴”的联络员柯本，要将东部战场的真实情况转告希特勒，他觉得越来越难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将备忘录直接交给希特勒；现在呢，鲍曼坚持由他转交，借口是，元首将军务都忙不过来。这样，柯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东线占领区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东方的胜利作为代价。”
的确，希特勒很少顾及内部事务，这可能导致了鲍曼常常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顾及“最终解决”，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去听。这些他在给2月下旬举行的纪念党的纲领颁布大会的贺信中已说得很明白了。“我曾预言”，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个预言要实现了。在战争的进程中，不管产生何种情况，也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犹太种族的灭绝，将超越胜利本身。”
希特勒虽然公开作过这种暗示，但时至今日，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却仍寥寥无几。连戈培尔本人也不知道正在准备的各种措施究竟有多么庞大。有个名叫汉斯·弗里茨彻的雇员，从一个党卫军成员由乌克兰写来的信中得悉了特别行动队进行大屠杀一事。写信者抱怨说，在得到屠杀犹太人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的命令后，他们精神垮了。他不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抗议或取得帮助。弗里茨彻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问：“党卫军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进行集体屠杀吗？”海德里希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答应马上进行调查。次日，他汇报说，干此事的罪魁祸首是地方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