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战的化学原料之储存地点，希特勒坚持攻打斯大林格勒等情况，告诉了莫斯科。当局进行大规模逮捕后，处决了包括美国公民密尔德·韩纳克在内的46名该组织的成员。然而，秘密情报依然接连不断地流到莫斯科。这是另一个间谍鲁道夫·罗斯勒提供的。此人系一出版商，在卢塞恩从事出版左派天主教书籍的工作。罗斯勒（代号为卢西）在德国拥有不少消息提供者。包括最高统帅部信息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弗里茨·提尔将军在内；所以，他的情报远比“红色管弦乐队”提供的重要；他甚至可向苏联红军提供德军作战的日程。
希特勒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可能有间谍，因为他的每个行动似乎都不出苏军所料。由怀疑发展成为愤怒，而首当其冲的又是陆军将领。9月7日的争论是最激烈的一次。那天上午，希特勒派约德尔——少数几个依旧受宠的参谋人员中的一个——前往高加索，了解李斯特在通往里海的山道上何以进展如此缓慢。在与李斯特和山区兵团司令进行长时间的会见后，约德尔得出结论：局势已无望。他飞返文尼察，向希特勒汇报称，李斯特是严格按照他所得到的指示行动的。
元首霍地站起身来。“谎言！”他喊道。他接着便指责约德尔与李斯特勾结，说他的任务仅限于传达命令。约德尔从未见有谁这样大发雷霆。他深深受到刺激，便不顾一切进行反击。他说，如果你希特勒要的仅仅是一名信差，你何不派个青年尉官去高加索？由于约德尔当着他人的面“伤害了”他，希特勒大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还向众人瞪眼。希特勒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是谎言的受害者，便匿身于地堡内，闭门不出。
简单汇报情况的会议现改在他的室内举行了。他拒绝与任何一个参谋人员握手。会议的气氛冷若冰霜，只由记录员把元首的指示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他已下定决心，不让众人对他的命令有所争论。餐桌旁的那种亲热的同志情谊已宣告结束。此后，元首便独自一人在自己室内进餐，与他作伴的只有那条德国狼狗——这是鲍曼不久前送给他的，目的在于在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前能得到一点休息。（*海姆此后不再记录餐桌旁的谈话。数月后，希特勒回到了餐室的桌旁，柯本继续作记录，直至次年1月。此后，鲍曼和一名叫缪勒的新闻记者也作了些记录，但大都无关紧要。）
在文尼察，德军司令部在沉默中焦急地等待着。谁也不觉得自己安全。9月9日，希特勒断然解除了李斯特的职务，由他自己亲任A集团军司令。接着便有谣言传来，说哈尔德、约德尔和凯特尔也将很快被解除职务。凯特尔与瓦尔利蒙将军历来私交不深，现在却跑去向他请教。他问他，是否仍有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自尊。“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瓦尔利蒙尴尬地回答。他忆起，一次，希特勒生气地把卷宗往桌上一扔，凯特尔便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动弹。卷宗落地后，这个参谋长竟忘了自己是个高级军官，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是个低级军官似的。瓦尔利蒙暗想，“这是不称职”的一个典型例子。可怜的凯特尔因不自量力而失败，但悲剧却是，他从未想担任此职。
在会议上，希特勒继续表现出既坚韧不拔又信心十足。当B集团军司令冯·威克斯将军和负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弗雷德里希·保罗斯将军提出，顿河战线长，防守又薄弱，必须小心警惕时，元首对他们的关切不以为然。他向他们保证，俄国人已山穷水尽，在斯大林格勒的抵抗“仅仅是局部的”。俄国人既已无力发动大规模反攻，顿河战线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危险了。最重要的，他说，是要“集中人力，尽快拿下斯大林格勒全城和伏尔加河两岸”。他提出用3个师的兵力去增援保罗斯的第六军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次，希特勒的乐观确有些理由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秩序大乱。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由于军官和士兵开小差或逃亡后方，许多部队业已解体。在通往东部的大小道路上，成群结队的难民，牵着牲口，扛着农具，向东逃窜。有个不久前才被任命的司令官发现，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他的装甲部队已不翼而飞；炮队、反坦克部队和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有些是将军）也已离营逃亡。到了9月14日，大难似乎已快临头。德机狂炸斯大林格勒城后的伏尔加河，步兵冲进了市中心，拿下了主要的火车站，还逼近了河边。
猛然间，苏军加强了抵抗。援军渡河后，与德军展开激战。15日，主要的火车站竟数次易手，保罗斯不得不缩小其进攻范围。战斗打得没精打彩，明显地影响了希特勒的情绪。缺席两周后回到情况汇报会桌旁的瓦尔利蒙注意到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