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办公室，用打字机将空袭情况打出来。爱娃和大多数客人则下地下室看电影。电影未完电话铃便响了：有个仆人报告说，会议已开完，元首在大厅里等他们。爱娃急忙进屋重新化妆；她妹妹格利特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嚼起了薄荷糖，以掩盖其烟味；其余客人则乖乖地前往大厅。待希特勒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已近午夜。他挨着爱娃和她的两条爱犬，靠壁炉面坐。
由于这两条小犬与“勃隆迪”合不来，后者便被排斥在外——除非希特勒叫爱娃抛弃她那两个小宝贝，让他的爱犬去出出风头，但此情形罕见。
饮料上来了，但希特勒只喝茶和吃苹果糕。人们在半明半暗中围着壁炉默默地坐着，让元首先把话匣子打开。他提高嗓门，讲了一通吸烟的坏处。他的牙医说，吸烟可为口腔消毒，若吸得适度，则万无危险。希特勒不同意此说。“我决不向我所敬佩或爱慕的人让烟，我不愿加害他们。人人都承认，不抽烟的人比抽烟者长命，有病时，抵抗力也强些。”对反对污染身体的十字军东征，他孜孜不倦，从不厌烦；在这个圈子内，若有人戒烟，他奖金表一块，这一诺言，永久有效。他向爱娃发出最后通牒：“戒烟或失去我，二者必居其一。”
争论的话题转向饮料——这他倒觉得没有那样危险——和绘画。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的莫雷尔医生，正在挣扎着以免睡去。他懒洋洋地靠着，一双胖手放在肚子上，双眼突然紧闭。在他戴的深度眼镜的放大下，他的眼睛显得煞是怕人。贝罗上校用胳膊肘碰了碰莫雷尔。他惊醒过来，放声大笑，以为元首刚说了个笑话。
“你累啦，莫雷尔？”希特勒问。
“不累，我的元首，我在想事儿呢”，他说。为了证明他醒着，便又老生常谈，说起了他在北非的遭遇。元首用口消吹起一首流行歌曲。不对，爱娃说，曲子该是这样唱的。他们又友好地争论起来了。她要打赌。希特勒却抱怨说，如果他赢了，就得发扬慷慨大方的精神，放弃赌金；她若赢了，他就得出钱。爱娃寸步不让，说要把曲子奏出来，看谁对。艾尔伯特·鲍曼乖乖地作了记录。凯旋者是爱娃。“是作曲家错了”，年轻时曾写过一部歌剧的希特勒说。“他若真有天才，他早用了我的旋律。”希特勒讲的这个笑话令众人大笑不止。末了，下午4时，希特勒叫来一个仆人，并问，空袭情况报告是否到了；除非确实证明德国上空没有敌机，否则，他不能进房安息。
希特勒希望能将自己的战斗精神输送些给墨索里尼，便再次要求与他会见。4月7日，他前往萨尔茨堡火车站与其盟友相会。两位独裁者，相见之后，百感交集。墨索里尼之深陷的双颊和苍白的脸孔。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在4天的会议期间，墨索里尼大都躲在克莱施海姆堡的房内，除与希特勒相见外，很少见外人。所有会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墨索里尼精神不振。希特勒的结论是，墨索里尼的问题在于年事已高——已60岁，身体又很差。他时刻想着这点，在会谈中，极力为墨索里尼打气。意大利总理此行之目的，是决心劝希特勒与苏联人讲和，将意大利军队从国外全部撤回，但由于身体太弱，未能实现其决心，也因为精神沮丧，希特勒之劝解，并未能打起他的精神。在4月10日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后，两人同时从金碧辉煌的大厅楼梯上下来。自墨索里尼来到此地后，大多数意大利代表才首次看见他。“像两个病人”，一名意大利代表小声说。“更像是两具尸体”，墨索里尼的私人医生评论说。
当日下午，一个副官用电话通知贝格霍夫，说元首正离开克莱施海姆。元首要他的客人全部集中在茶馆里等他，以便他一到便可重过作为这一家人的家长的私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即使是邪恶者，也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幼稚和头脑简单得多，这是一个规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不久，一列车队便飞驰而来。顿时，贝格霍夫便塞满了身穿制服的人们。接着，元首本人抵达了。没怎么张罗，他便领着一群人步行前往茶馆。显然，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令他高兴；气氛也于是变得轻松些了。他已成了个履行公事式的人物，他的私生活也与先前一样，无多大花样可变。当观看无声纪录片，担任解说员的副官与通常一样朗读错了时——例如，他宣布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但画面上出现的却是一群村妇——他仍与通常一样，大笑不止，。
他虽然很少向“家里”提及战争或政治，但他却也对不得不身穿军服表示遗憾。“战后，我会把它挂起来的。我就在这里退休，让别人去处理政事。到那时，我已老迈年高，专门写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