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胃痉挛病复发，使他痛苦难熬。莫雷尔医生曾建议他接受轻微的按摩和进行长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服用卡的唑和注射另外两种抗疲劳药物（格鲁卡德和特斯托维隆）。莫雷尔还劝他早点睡觉，但他说做不到。直到最后一架英国轰炸机离开帝国后，他才能入睡。
那年春天，敌机狂轰滥炸巴伐利亚。尖声怪叫的警报声几乎天天不断；希特勒不得不走下65级的楼梯，躲进贝格霍夫地下的防空洞。但并没有炸弹掉在上萨尔茨堡——这些飞机径直飞往维也纳、匈牙利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碰到晴朗的天气，人们可以看到慕尼黑大火的红光。爱娃哀求允许她乘车前往慕尼黑，看看坐落在华塞布格大街的房子是否安全。元首开始不允，但她坚持要去，他只好答应。她回来后，大受震惊，希特勒也立誓为她报仇。“英国将会一片惊慌！”他保证说。接着他便把火箭一事告诉了她。“这件武器产生的效果。是谁的神经都受不了的。对那些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正在毁灭日耳曼文化的野蛮人，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由于空袭警报响得过于频繁，贝格霍夫的某些客人开始对它不予理睬了。一天清早，特劳德尔忽地从床上爬起，到防空洞后，却不见一人。她转身回去看个究竟，发现希特勒站在门口，像是蛇尾三头的冥府守门犬，焦急地瞧着天空。他用手指点她，进行忠告：“别大意呀，小妮子。快回地堡去，警报还未解除。”她未告诉他其他客人仍未起床，乖乖地顺着长长的楼梯走了下去。午餐时，希特勒又对不钻防空洞的愚蠢性发了一通议论。“与我一同工作的人，有些人是无法替补的，他们有义务到防空洞里去”，他斥责说，“让自己蹲在有挨炸弹的危险的地方，以证明自己如何勇敢，这完全是愚蠢的做法。”
然而，他自己却置身于险境——他拒绝运动、休息或按摩，只越来越依赖药物。除服其它药物和打别的针剂外，他还服用一种心肝精，以及每天4片多种维生素片。他的健康似乎已无关紧要了；他让自己活着，是为了完成他的人生任务。不过，他却也抛掉了沮丧情绪，重新向众人宣扬他的希望。一天，他向贴身人员保证，整个局势会得到改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终将明白，他们的利益与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息息相关。事实如此！
盟军用联合集中的战略轰炸作为回答。到5月上旬，由于美机对中部和东部的油厂白天进行轰炸，希特勒的整个军备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日产汽油从5850公吨猛降至4820公吨。“敌人猛击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艾伯特·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如果他们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很快便不会有什么油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敌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的一样疏忽大意！”
凯特尔连忙抗议，说燃料的储量仍很大。希特勒却更加现实，几天后便召开会议，讨论燃料问题。四位工业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如敌空袭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在前一年秋天类似的一次会议上，工业家保罗·普赖格声称，国内已无足够的煤和焦炭去扩大钢铁生产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一个证人回忆说，“在交谈过程中，希特勒干巴巴地说，如不能生产更多的煤和钢，战争便失败了。”），起初，希特勒只以平常惯用的道理作答，说再困难的危机都渡过了——凯特尔与戈林两人同时点头——但是，当这些工业界人士用资料和相对数字证明他们的结论时，希特勒立刻作了个大转弯。施佩尔觉得，元首似乎急于想“听到不愉快的真情”；他希望元首最终能明白，这是德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2）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用得心应手的运动战，现在却反过来于他们不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时间的相持使德国的宣传机器得以成功地一直争辩到最后，说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事现实中，这种说法便行不通了。德军再无可能发动另一次夏季攻势。去年在库尔斯克吃的败仗，使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势如潮涌的红军面前，德军还能支撑多久？在过去三年中，俄国的人力损失虽然惨重，参战的部队仍有300个师500多万人，与之匹敌的德军只有200个编制不足的师计200万人。最令德国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红军后备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期间，希特勒曾吹毛求疵地解释说，保罗斯元帅之所以未能攻克该城，是因为俄国人打起仗来像“沼泽里的野兽”一样。不管叫什么名堂，这些东方“非人”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条顿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