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独白，在伦斯德的参谋长听来，“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在承担了大胆顽强而又徒劳的抵抗义务后，两名陆军元帅离开了会场，心中老大不满。凯特尔也与他们一样垂头丧气，听天由命地向隆美尔承认，“我也知道没有办法了。”
不到两天，希特勒的反攻便遭到惨败。伦斯德于是警告凯特尔说，这可能是失败的征兆。“那我们该怎么办？”凯特尔问。“该怎么办？求和，你们这些笨蛋！”伦斯德大声喊道。
“你还有什么办法？”凯特尔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时，希特勒刚好在与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交谈）。希特勒凭一时冲动。命克鲁格负责西线，给伦斯德写了一封客气而妥贴的信，解除了他的职务。
（4）
“若论如何才使阴谋不败露，首先应使之完全和有成功之可能。如此之企图需多人行事，需许多时间，也需有利之条件。而所有这些又增加了被发觉之可能性，所以，你可看到，搞阴谋是何等危险！”
——弗朗西斯科·圭西阿迪尼
那些用白兰地酒瓶盛炸药，企图炸毁希特勒的座机（未遂）的人们，那些在大衣里藏炸弹，企图将他炸死的人们，并未因失败而灰心丧气。在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11日之间，他们又作过4次尝试。第一次是，一个名叫赫莫特·施蒂夫的将军，试图在“狼穴”里安装定时炸弹，让它在午间开会时爆炸，但在最后时刻这个将军丧了胆。1个月后，一个名叫布舍的陆军上尉，同意在展览一件新军大衣时，将自己与希特勒一起炸死。但是，以敌机投掷炸弹的形式出现的命运进行了干预。在展览之前一天，柏林遇到空袭，展览的大衣样品被毁。布舍只好返回前线。
1943年圣诞节次日，另一个从前线归来的军官，提着内装定时炸弹的手提箱，走进了午间开会的会议室。因某种缘故。这次午间会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几星期后，他们又搞了一次“大衣”计划。这一次，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埃瓦德·海茵里希·冯·克莱施特，他是阴谋发起人之一的儿子。英国皇家空军再次救了希特勒一命。展览即将开始时，因英机空袭，展览被迫取消。
最后一次失败后两星期，抵抗运动遭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希特勒下令将谍报局与党卫军保安处合并。这意味着阴谋的心脏部分已实际上被毁灭。奥斯特将军因涉嫌已被解职。他虽然仍行动自由，但因已被严密监视，用处也就不大了。看来，命运似乎真的在保护希特勒；在密谋者的营垒中充斥着绝望感。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可能就此结束——若不是来了个新领导者的话。此人是个参谋，军衔为中校，名叫克劳斯·菲利普·沈克·冯·施道芬堡，还是个伯爵。施道芬堡是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格奈斯瑙的曾孙。他放弃了当建筑师的计划，于1926年步入军界。与众多的其他军官一样，他为希特勒的征兵制而鼓掌，赞成德奥合并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为在荷兰和法国取得的胜利而欢呼。是巴巴罗沙使他丢掉幻想的。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森堡在苏联将非俄国人解放的政策；后来这项政策被压迫和谋杀代替了。他对一个军官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现在只有一人，那就是把希特勒杀掉。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与他们一拍即合。然而，他的作用似乎是短命的；他的车子辗上了地雷，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若换一个人，他肯定会退伍的，但施道芬堡却坚信，只有他才能将希特勒杀掉。于是，在1943年底，他重新归队。圣诞节次日他提着装有炸弹的公事包进入元首的会议室。他失败了，但失败本身却促使他去搞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与前者相似。这一次，他精心作好筹谋：暗杀一成功，便同时在柏林、巴黎和维也纳实行军事接管。
施道芬堡到柏林后，担任国内驻防军总司令的参谋长。这个新职务使他得以将受到削弱的阴谋集团重建起来。他从年迈的领导人手中接过领导权，靠了坚强个性的活力，从陆军一个强大集团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他自己的上司，陆军后勤将军，最高统帅部信号长，暗杀后其部队将逮捕柏林的将军，以及其他主要的中级军官。
然而，时至今日，尚无哪位陆军元帅全心全意支持这项计划。克鲁格态度暧昧；曼施坦因又不愿过早地承担义务，因为他觉得“此类政变必导致东线的崩溃”。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隆美尔，但即使是他，也有严重保留意见。“我相信，拯救德国是我的责任”，他说——但他反对暗杀一举。那只会将希特勒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烈士。陆军应将元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