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
（3）
在激烈的动荡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贴身人员竟活了下来：4名秘书；两名最得意的建筑学家，施佩尔和吉斯勒；他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格；偷录餐桌谈话的两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挚友施奈德太太；他的两个得意的战士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他特别崇敬的3个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格迪·特鲁斯特和赫仑纳·汉夫斯坦格尔。
他的许多副官和军官不但活了下来，且对其经历侃侃而谈：普卡默尔，恩格尔，贝洛夫，伍恩施彻，舒尔兹和根舍。在苏联和东德被监禁12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见青年留胡子和长发，他大吃一惊。“亲爱的朋友”，舒尔兹对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的青年已不像我们那时了。”为了让根舍回到现实中来，舒尔兹带他去了一次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1945年5月4日被党卫军放火烧为平地，剩下的败瓦残墙也被美国人逐渐毁灭了。一切都不同了，连通向房屋的那个大阶梯的位置都难以分辨了。两人在察看这个地方时，舒尔兹的妻子给他们拍了照。从他们的惊异的脸上，她拍下了——这是语言做不到的——曾被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终结局。20世纪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人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实信徒外，谁也不为他悲伤。
译后记
本来不想写什么“译后记”，但有件事情始终令我耿耿于怀，我想把它如实写出，记在最后，权作“译后记”。
翻译本书所费时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这是因为，一方面我日常工作较忙，家庭杂务多。另一方面，想找个助手助我一臂之力，也未找到，我只好单枪匹马驰骋在这本浩繁的巨著里。我把业余时间、节假日几乎全花在它身上了。工作性质决定我要经常出差——我把出差之余的时间也用上了。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译成于旅途，系我心血之结晶。谈了这番话后，读者自然会理解，想起下面所记之事，我何以会如此气愤！
本书的前40万字是“死里逃生”的。事情是这样：某晚窃贼爬入我的卧室，窃走了我一架价值千元的收录两用机。我一笑了之，妻闻讯后责备了我说：“辛辛苦苦买的录音机被偷走了，你不去报案，还若无其事，你家存多少钱？”我说：“小偷偷它，说明他需要它！物质不灭，这台录音机还存在于世界上嘛！只不过是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所改变罢了！”“你……”妻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事情发生一周后的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想看看译稿（译审交叉进行，这是我的习惯），发现号码手提箱不翼而飞！“我的译稿哪里去了？”在厨房赶制早餐的妻随口答道：“不就在手提箱里吗？”“不见了！”“什么？！”“哎呀呀，小偷给你顺手牵羊了！”
译稿丢了！小偷大概以为那提箱贼沉贼沉的，必定是装满了钞票！
我怒发冲冠，顿足骂道：“窃贼！我……我……我枪毙你！”
“枪毙”之类的话，纯属气愤之发泄。我没有枪，即使有人给我枪叫我毙死囚，我也未必有胆量去扣动扳机。译稿丢了，这却是事实，一年来的废寝忘食呀！气愤之余，我指天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丢失的部分重译出来！我不相信还有小偷再来偷它。
大概是我要“枪毙小偷”的豪言壮语传了出去，整个宿舍区的人都对我表示同情，连小孩也要问上一句：“胖叔叔，书稿找到了吗？”
大概是在译稿被窃后的第九天，一个红领巾急急忙忙跑来找我：“胖叔叔，那门后边有一大堆稿纸，是不是你的？”
我扔掉手中的笔，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跑过院子，拐进另一楼区（跑动间不慎一脚踩在钉子上），进了那扇门，像饿虎扑羊似的，一下子扑在那“一大堆稿纸”上！译稿！我的译稿！在兴奋之余，我不免想到了那个小偷：他还真有点儿良心！但他也不够朋友，他把我那只手提箱拿去了。
几年已经过去了，但我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并以此为题作了“译后记”，是不是我心胸太窄？也许是吧！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读者：我爱自己的劳动，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