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别以为板桥只是吟花吟柳，雕琢辞藻，以诗文打发闲散的光阴。板桥在范县给墨弟的信里说得很清楚，他称颂杜甫“少陵诗高绝千古”，一看题目，便知其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使人痛心入骨。他厌恶沉溺湖山、流留诗酒、不顾国之大计的“流俗不堪之子”，他主张作诗作文要端人品、厉风教，倘胸中无感，“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他最关切的是“民间痛痒”，看不起王维、赵子昂这些名声很大的古代画家，认为是“不过前朝两画师耳！试看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
他是这么主张，也是这么实践的。他刊刻了他的《道情十首》。他写了生活底层的渔翁、樵夫、和尚、道士、贫士、乞丐、隐者的日常生活，描写了自由自在的天地，表现了无羁无绊的性格。尽管道情中表现了许多消极的观念，但是十余年屡抹屡更，惨淡经营，力求通俗平淡，目的是让生活中的渔翁、樵夫、和尚、道士、贫士、乞丐、隐者能够读懂，能够传唱，以慰天下之劳人。京中来客，述及有一女子名招哥者，擅唱此曲。板桥大喜，便托人带钱给她：“宦囊萧瑟音书薄，略寄招哥买粉钱”，可见板桥因其作品流传而感到的内心的愉快。
板桥关心民间痛痒，作品中在写实之余，颇能发挥其想象力。他过去曾写过一则“夜杀其人，明坐其家”的故事。忠厚的主人把盗贼作为心腹，而奸邪的恶人则打扮成忠直的形象。他写过一个贫苦的寡妇，以为人缝纫织布来抚养孤儿，凄楚动人。他还写过悍吏，入村捉鹅鸭，括稻谷，甚至鞭打百姓，民不堪命。吏悍源于官贪，口口声声乐善好施的官员，已经使得百姓无法应付了，现在的官员连乐善好施的假面具也剥去了，结果自然更是民无宁日。他还大胆地描写过一些富贵人家的私刑，手段凶残至极，写得字字血泪。株连所及，甚至连70岁的邻家老翁也不能幸免，“雷霆收声怯吏威，云昏雨黑苍天泣”。他描写的是一群被压迫者备受摧残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可能都是有原型的，也许耳闻，也许目见，以其丰富之艺术想象力，从刻划细节入手，暴露“清平盛世”时阳光下的罪恶，形成沉着痛快足以振聋发聩的针砭时弊之作。现在板桥自己做了官，为民父母，再一般地指责贪官悍吏似乎不适宜了，于是他把笔触转向封建家庭中受压迫的一群，为他们诉述不平。
在范县，板桥写了《孤儿行》，他把矛头指向虐待侄儿的叔父叔母。这是一个富贵之家，但生性刻薄凶恶的两个长辈在衣、食、住以至劳作方面往往苛待一个幼儿。孤儿吃的只能是奴仆们吃剩的残羹剩饭；着的是破衣；住的是柴草房，平时要做汲水、养马等力所不及的繁重劳役。而他的堂弟，即阿叔的亲生则衣裘食肉，养尊处优。矛头指向阿叔叔母，实际上是指向凶残丑恶的不道德行为，表现了作者同情受苦受难者的人道观念。如果说《孤儿行》还显得比较单薄，那么，《后孤儿行》则情节丰富，鞭辟入里。这里的孤儿是一个年幼的女婿，为丈人所欺。丈人绝灭人性，他得到女婿家的珠玉以后，想方设法要害死孤儿，心肠之毒，令人发指。悲惨的孤儿为贼所虏，狠心的丈人买通官府，使得孤儿随盗就戮，事情终于遂恶人之愿。这是一张告发一切阴谋者、狠毒者、凶残者、无人性者的控诉状。
孤儿已经死去，除了作者的悲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但是还有一个12岁的小妇受到婆母的虐待，害得七品官连呼“嗟嗟贫家女，何不投江湖”，以警世人。12岁的童养媳受到了种种折磨。较之《后孤儿行》，又显得情节跌宕曲折了。婆母凶狠，而公公善良，可是河东狮吼，阿夫年幼，尽管同情也无能为力。故事所展开的矛盾是多重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婆母的凶残与小妇的善良无助。作者笔下的苦难者都显得幼稚而软弱，缺乏抗争的勇气。作者塑造这样的悲剧形象，在于劝世与警世，唤起人间的善心，唤起世人对恶人的鞭挞和对于弱者的同情。作者看不起那些“栽云缕月，标花宠草”的无关民瘼之作，他认为只有继承《诗经》中《七月》与《东山》一类作品的传统，才是为文之道。
在范县的第二年，即乾隆八年的七月十八日，板桥作临《兰亭序》的跋语。他说自己的书法，是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实出以己意。他认为学古人如果依样葫芦，才子便归于“恶道”，是他所不取的。日后他的重孙郑銮认为，这时候的板桥书法已合诸家而成一体，已经步入学力精到的阶段。出仕范县的几年，他和长于书法的朋友交往颇为密切，也十分怀念往日的书友。传世的有两首关于音布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