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八路军一定有大官，但他们很难具体说出谁是最高指挥官。对于朱德，老乡们只知道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唠家常，待人非常和蔼，还有年岁比较大。后来，有人看见他和炊事员一起抬锅，给哨口的哨兵送饭，就以为他是“老伙夫”。又有人看见他经常上山开荒、种菜，吃穿都很俭朴，又觉得他象“老管理员”。还有人看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军事技术，就断定他是军事教员。最后，由于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索性就亲切地叫他“老头”，朱德总是很愉快地答应。以后日子一长，“老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老乡们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头”，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总司令。
2。2 记者眼中的朱德
抗战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率领部队与日冠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日冠对他恨之入骨，常常编造谎言，肆意歪曲污蔑他的形象，在日军的一幅宣传画上还无耻地把他描绘成一个凶神恶煞。
凡是见到过朱德并了解他的人对此都非常愤慨，一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他：今天将军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军帽，黑褐的面色，嘴巴周围有着浓浓的新生出来的黑髭。他朴实如农民，慈和如老妪，但在炯炯目光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严肃如钢铁。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他在举止上完全是工农无产者姿态：简朴、诚实、有决断。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简洁。这伟大的脸膛上，不时地发出真挚的笑。
另一位中央社记者这样报道他：下午，我们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参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德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没有领章，没有符号，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别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他开始和我们说话，同样没有什么寒暄和客套，说着他所要说的话、很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劲，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透过硝烟战火的朱德形象是一个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热爱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当时他只穿一身粗布军服，打着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黄包车，总是夹着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饭，就买几个烧饼吃。长征途中，每个战士都永远不能忘记朱德的形象：他穿着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衣，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经过草地风云的搏斗，他的脸庞黑瘦，额头皱纹加深，两眼里闪出阳光一样温暖的光线。
1937年1月，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在《伟大的道路》中，他这样写道：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于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