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失望地听着，不发一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后来，朱德痛苦的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朱德正是带着这种心理创伤去外国寻求真理的。
有一张1929年给朱德拍的照片，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这是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典型镜头。然而，又有谁能够透过朱德满脸轻松的表情看到其背后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之心呢？在朱德极度谦恭的性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疚感，虽然这种自卑与负疚在后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来讲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们深藏在朱德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隐隐作痛，于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谦虚、忍让甚至软弱的一面。
海伦·福斯特写道：“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能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个方面朱德都没有政治野心。他能听从命令，因而也能发布命令——在革命军队的领导中，这是很有意义的素质。朱德的宝贵品格众所周知。
他这种性格源于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又源于他独具有坚强意识与坦然正直。“《红色中国内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么谦虚、没有政治野心，那么其后果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在会上，朱德察觉到张国焘的一些错误思想，曾同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加小心警惕。后来，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就如后来他的一位战友说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
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明白，倘若离队，很可能遭暗害。十月上旬，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封给朱德”中央委员“等职，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就变换手法，监视并迫害朱德，故意纵容一些人闹事，抢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及身边人员打饭吃。朱德临危不惧，打电报给党中央，揭穿张国焘的阴谋和野心。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起同张国焘斗争经过时，毛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遵义会议后，朱德赋诗曰：”群龙得首白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其意思也就是他在井冈山时期对红军领导干部说的”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后来他又曾谦逊地说：”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