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前桌子接着说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任何一次！”
谭震林义愤填膺，穿上衣服，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吗，我干不了！”“破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喊道：“不要走，要在这里面斗争！”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生一伙历史上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的罪行。他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当老帅们连声痛斥残酷虐待老干部的情况时，余秋里也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能行？照这样干法下去，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的法西斯暴行后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
李先念还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引起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在发表前看过，却当面撒谎，说：“我没看过。”
陈伯达也说：“我也没有看。”其实，他不但看过，而且是签发人。
聂荣臻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十分气愤。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当我们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时，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他们理屈辞穷，无言可答。
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的历史真实，实质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核心里面，周总理和“三老”、“四帅”，义正词严，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政策，第一次公开提出严正的批评和抗议。
怀仁堂会议刚一结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合伙整理了一个歪曲事实真相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纪录》。
晚上七点多，三人一同赶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处，由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下午会议情况。
江青听完后定调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并进一步向毛主席告状，把二月前后的这场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紧接着，林、江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议”为名，组织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
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出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下，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法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为巩固军权，稳定军队，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了他超人的革命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