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刘政富，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和手艺，但由于家庭入不敷出；又迫使他学会了吹唢呐这个为人轻视、但又是当时婚丧嫁娶不可缺少的行业。刘政富除了种田、打铁，就是四处流浪，流浪的生活使这个农民养成了正直、开朗、助人为乐的性格，加上他比较聪明、靠自学懂些书理，因此在村中颇有声望，乡邻关系很好。
也许是老天爷怜恤刘家的遭遇，也许是刘家不该如此破落下去。有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家竟慢慢地富裕了起来。那一年，刘政富与几个儿子播种时，错把早稻种当成一般稻种种上了，谁知这一年大涝，刘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后，接连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但水退后，刘家稻田的余根竟又长了一茬，这么一来，刘家卖了点余粮，再加上织点席子、搞点副业，便渐渐摆脱了贫困。生活中的这一变化，使刘政富“望子成龙”的思想抬头，他选中了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进私塾读书，这个孩子就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
刘文炳出世的时候，刘家的经济已有根本好转，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刘文炳得天独厚，读了十多年私塾，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执笔编撰过《刘氏家谱》；曾参加过开县县试，并考中秀才。在封建社会，哪家子弟考中秀才，社会上公认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家中必须大摆宴席，秀才本人也要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光宗耀祖。刘家几辈贫寒，而今出了这么一个秀才，进而还可以府试、殿试，说不定可以得到举人、进士等功名，因而刘家的主人刘政富便借来一匹大红马，亲自给儿子披红戴花，带着几个儿子敲锣打鼓，很是热闹了一番。
没想到，刘政富这一举动激怒了赵家场一些榜上无名的富家子弟，于是，他们雇请了一些地痞流氓羞辱刘家，同时，还联名向开县知县衙门和夔府衙门递了禀贴，声称“开县浦里刘氏文炳者，祖宗三代以司乐为业，出身卑贱，违典应试，有辱先贤圣哲……”，控告刘文炳犯了欺君辱圣之罪。在清朝，参加婚丧嫁娶和祭祀活动的司乐人（俗称吹鼓手）是被社会歧视的，清律明文规定，这些人的子孙属于优人之后，优人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如果隐瞒了出身，一经查出，不但本人要革除功名，而且连同保人、主考官一起问罪。没有多久，夔府衙门问罪下来，刘家花了几百两银子求人疏通，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刘文炳就弃文务农，常为邻里写碑文和对联、书信等。成了赵家场一带有名的“泥腿子文人”。
刘文炳生有四男三女。妻子周寅香，出生于贫农家庭，朴实善良、勤劳能干。刘伯承是她四个男孩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便格外受到器重。在刘伯承八、九岁时，父辈们就分了家。因刘文炳夫妻忠厚老实，分家时，田地房屋先让几位兄长挑选，自己只分得一座三间茅草屋和几亩坡地。起初，家中人口少，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不几年，孩子接连出世，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艰难。
幼年时的刘伯承聪明、活泼，但顽皮、好动，爬树掏鸟蛋、上房捅野蜂窝、什么都敢干。当时，刘文炳要养活全家九口人，生活日益艰难，况且在遭到科举考试的不公正对待后，他已无心仕途，但他看到五岁的孝生聪明伶俐，智力发展快、接受能力强，便很想早点送他入学读书。但附近的几所塾馆都离家较远，而且要涉水过河，很让人放心不下，所以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一位流落开县的“乞丐”来到刘家门前，引起了刘家的注意，他就是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文炳发现任贤书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还熟谙兵法，精通武术。因此，他对任贤书也更加敬重，为了解决这位外乡孤老的生计问题，同时也使孩子能就近入学，在取得任贤书同意后，由刘文炳出面，邀集了四方邻里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在刘文炳老屋附近的一座茅屋里办起了一所私塾。这样，刘伯承就在任贤书名下启蒙读书了。
孝生进入私塾后，开始和孔夫子、孟夫子打上了交道，整天学习《三字经》、《千家诗》，读《四书》、《五经》，但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并没有使他完全归顺，贪玩逃学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改变了顽皮的性格，正视了自己的学业。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盯着儿子背书，孝生急于出去玩耍，便闭着眼睛瞎背一通，碰巧这天父亲没出门，也在里屋看书，听见孝生乱背一气，便高声斥责他：“孝生，你欺负你妈不识字，乱背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