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焘分裂主义的出现很快破灭了，刘伯承、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也在与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险遭不测。
1931年初，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几年来，他完全主宰着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但是，懋功会议后，当他看到中央及中央红军的现状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这种膨胀驱使他产生了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军事行动问题，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南下，他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对，刘伯承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出于对红军的负责态度，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以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对政治局内反对的人十分恼恨，尤其象刘伯承这样一个非政治局委员也敢批评自己，简直象遭到了极大的污辱，难以容忍，但鉴于自己是极少数，他只有表面上同意了红军北上的意见。
两河口会议后，红军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全军先头部队一军团马上行动，按计划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很快接近了松藩附近的毛儿盖，经过战斗，击溃了胡宗南，很快占领了毛儿盖。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赞成红军北上，但在执行上却一再玩弄花招，抑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的方针。他还公然提出“谁有军队，谁就应该当领导”。甚至提出要“改组中央”，并提出了一大批名单，同时他还指使人以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如不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则无法北进，无法顺利灭敌”。
这些情况，中央已有觉察和预料，所以在两河口会议后，就派出了由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去帮助传达、贯彻两汉口会议精神，宣传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对此，张国焘非常恼火，他表面上欢迎中央慰问团，背地里却严格限制慰问团同广大官兵接触，把一些向中央慰问团反映情况的人隔离起来，甚至在慰问团到来前后杀害了个别了解他底细的人。
尽管如此，中央慰问团仍然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许多情况，为了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刘伯承等人一方面耐心地和张国焘协商迅速北上的问题，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
在刘伯承等人的督促下，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北上。
四方面军刚刚接近毛儿盖，张国焘又以种种理由停止北进，并重新提出南下川康边界或西进退却的主张，党中央在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多月耐心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因此而错过时机，致使敌人已准备就绪、不断向北进逼。
在这种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还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军由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直接率领。
毛儿盖会议结束后，刘伯承立即随朱德一起部署左路部队的北进行动，但一心想着南下的张国焘以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为借口、迟迟不行动。
刘伯承对张国焘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但红军的组织纪律使他不能公开对抗红军总政委，于是，他根据朱德的指示，加紧制订部队的行动计划，说服张国焘，使他相信“草地是可以过得去的”。由于当时形势对左路军很不利，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向阿坝方向前进。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经过千辛万苦和重大牺牲走出了草地，这时，左路军已到阿坝，按原计划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却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以嗄曲河水上涨为由拒绝渡河，刘伯承为此亲自测试河水，想用事实说服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极不耐烦地说：“算啦、算啦，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部队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使朱德、刘伯承大吃一惊。他俩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不仅要停止左路军行动，而且还要把右路军和中央全部拉回，他们感到，分裂已不可避免。
此后，张国焘便加剧了分裂活动。他电告右路军前敌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