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题，他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