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唯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在军事指挥上，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不擅变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他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疲劳不堪，火气也大，说话有时“出格”。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周总理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穷于应付的徐向前，最终还是被打倒。
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外圆内方”而为针锋相对了呢？请看下一节：
3。3 “闯宫”与拍案
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人到老年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捅了三次马蜂窝，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这一“突变”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决定要“闯宫”——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当时，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徐向前不宣而至，林彪很不高兴。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身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又送到钩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改为“七条”。因为林彪参与制定，江青不便反对，但她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讨论时，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冷言冷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1月2
